中国生态文明政策演进过程中的政策文本分析／李红梅 刘银喜

　　基于我国生态文明政策分析的语境、关注层面及分析视角，本文严格遵循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划分依据和含义，并参考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政策工具列举方式，得出具体政策工具，即生态文明政策分析框架的Y维度。

　　（三）分析框架构建

　　本文通过对政策演进（X维度）、政策工具（Y维度）的梳理，形成基于政策工具的生态文明政策分析框架（见图1）。

　　四、生态文明政策的工具选择与演进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文明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演进历程紧密相关、相互糅合，主要表现在政策演进阶段中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工具在政策演进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政策演进—政策工具”二维框架下政策关注点的转变。以政策演进为主线，辅助政策工具分析，根据构建的“政策演进—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将选取的259份生态文明政策文本作为分析主体，结合质性分析软件与人工识别判断，可以得出具体的政策工具分布及演进过程。

　　（一）政策演进过程中政策工具的选择

　　为了规避单个政策工具在使用特性上的局限性，扩大政策的作用面，应广泛采用多种政策工具。合理使用并优化政策工具是政策演进的良性发展方向。在初步探索阶段（1978—1988年），我国生态文明政策工具的运用极不均衡，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高达52%，供给型政策工具为31%，需求型政策工具仅占17%，行政监管、目标任务、法规管制、财税补偿等政策工具运用较多。这反映出该时期政府主要通过加强自上而下的投入和补给来创设环境保护规范体系，对社会力量的调动明显不足。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89—2002年）之后，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下降，供给型政策工具趋稳，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上升。该阶段虽然仍以行政监管、法规管制政策工具的运用为主，但对比上一阶段，宣传教育、民众参与、国际合作同比增幅显著。这反映出该时期虽仍以环境型政策工具和供给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为主，但需求型政策工具得到快速发展，政府积极组织和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并得到良好的政策回应，。在逐步深化阶段（2003—2012年），生态文明政策工具的运用在整体上趋向均衡协调，环境型政策工具在这一阶段占比39%，但降幅最大，这是由于环境保护政策规范体系已基本成型；供给型政策工具上升3%；需求型政策工具增幅最大，其中，民众参与、示范试验较上一阶段同比增幅分别高达8.4%和6.4%。这反映出政府不仅加强了对民众参与的引导，还在政策导向上强化了对生态创新的需求。例如，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自1999年揭开序幕后，在该阶段全面启动。进入全面提升阶段（2013—2020年），仍以环境型、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