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文明政策演进过程中的政策文本分析／李红梅 刘银喜

　　二、研究方法与文本选择

　　本文以定性分析为主，辅助以政策文本量化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文明政策内容加以解读。本文以政策问题为导向，规范地运用政策文本内容测量工具探究生态文明政策的演进特征和变迁逻辑，一是解读政策变迁过程中的隐性信息，二是论证政策生成的合理性及必然性。

　　为了进一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文明政策演进过程，本文运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对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259份国家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及文种分析，旨在系统梳理和客观反映我国生态文明制度的演进历程和主要特征。本研究的政策文本收集与内容分析分为4个步骤。首先，利用北大法宝检索收集了110份相关政策文本，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等单独或联合发布的党内法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政策文本（不包括部委规章和地方性政策文件）。其次，严格遵循权威性、公开性和相关性原则，从中国政府网站和相关法律法规选编中收集到414份政策文本。再次，从收集到的524份文件中，进一步剔除重复和无关文件，筛选出具有紧密相关性和重要代表性的政策文本259份。最后，运用Nvivo软件，对这259份文本进行内容解读，并采用自由节点编码等方式加以深入分析。

　　三、生态文明政策分析框架构建

　　本文从“政策演进—政策工具”两个维度构建我国生态文明政策分析框架。

　　（一）X维度：政策演进

　　关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明政策的演进历程，学术界在阶段划分上分歧较少，主要以五个重要政策的颁行时间为节点划分：①1978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环境保护首次入宪法；②1989年正式颁布《环境保护法》；③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其中包括实现持续发展战略；④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⑤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基于学术界对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明政策的阶段划分，参考各个阶段显现的政策特征，结合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本文以1978年环境保护首次入《宪法》、1989年正式颁布《环境保护法》、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可持续发展”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为时间节点，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划分为初步探索（1978—1988年）、快速发展（1989—2002年）、逐步深化（2003—2012年）、全面提升（2013—2020年）4个政策推进阶段，作为生态文明政策分析框架的X维度。

　　（二）Y维度：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作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有力手段，其运用及组合配置关系着政策效能的实现，也关系着政策演进的方向和关注点的变化，是研究公共政策的重要路径。就政策工具的分类而言，在当前的创新型政策研究中，Rothwell和Zegveld提出的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政策工具分类方式较有代表性，被学界广泛采纳。［3］故本文根据政策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影响的层面，采用该分类方式进行生态文明政策的分析研究。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投入和补给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