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的工作认同与任务应对风格：党员身份的影响／李 萍

　　其次，40～50岁和30～40岁两个年龄组的保守谨慎倾向相近，且高于30岁以下年龄组和50岁以上年龄组。这种群际差异也同样表现在创新担责倾向上。40～50岁年龄组的创新担责倾向显著高于30岁以下年龄组。这说明该群体在处理日常工作任务时，既不缺经验训导而出的老成持重，也不乏理想引导而成的创新拼搏。

　　再次，党员的保守谨慎和创新担责倾向显著高于非党员。这一点在具体题目中的差异更明显。党员感觉“日常工作疲于应付各种检查考评”和“工作中形式主义严重，影响工作效率”的程度显著高于非党员，但对于处理工作“只做分内的事，不管分外的事”的情况，非党员群体的认可度显著高于党员群体。

　　党员群体的表率作用在编制外党员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具体来说，编制外的党员创新担责意识最强，且显著高于行政编与参公编的非党员和行政编与事业编的党员，其“突破常规，勇于尝试新方法”的表现更是显著高于除编制外非党员之外的所有群体。参公编非党员的保守谨慎倾向最强，参公编党员次之，但不同群体间的差异不显著。各群体间在保守谨慎应对风格方面的差异主要集中在是否“只做分内事”上，编制外党员的工作行事风格与此信条差距最远，且显著异于行政编非党员和参公编所有人；行政编党员和行政编非党员在此题项上的差异也达到显著水平。

　　（三）基层干部工作认同与任务应对风格的关系

　　工作认同是工作态度的重要体现，必然直接影响基层干部面对具体工作任务的应对策略。为了解具体工作认同的作用力效果，研究人员分别做了两种应对风格对工作认同的回归。在保守谨慎取向的结果中，首先考察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在此仅为是否党员）以及岗位编制类型和是否党员身份的交叉分类项作为控制变量的作用，结果发现男性的保守谨慎倾向更强。然后加入工作认同变量，结果发现，工作认同越强的基层干部，保守谨慎倾向越弱。假设1a得到验证。

　　在创新担责取向的结果中，同样在4个基本人口学特征的基础上加入工作认同变量。首先考察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在此仅为是否党员）以及岗位编制类型和是否党员身份的交叉分类项作为控制变量的作用，结果发现，基层干部的年纪越大，创新担责的应对风格表现得越明显；相比非党员，党员的创新担责倾向更强。然后加入工作认同变量,结果发现，工作认同越强的基层干部，创新担责倾向也越明显。假设1b得到验证。

　　（四）党员身份对基层干部工作认同与应对风格关系的调节作用

　　工作认同带来的参与热情与行动激情是人们应对工作任务、采取行为反应方式的重要动力。本研究引入党员身份变量，考察工作认同与任务应对风格之间的关系是否在党员群体中呈现出与非党员不同的表征。为了更清晰简洁地呈现党员身份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将其进行二分变量处理，只区分是否中共党员，加入模型，进而运用分层回归分析对其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统计分析的步骤是：先将工作认同和是否中共党员纳入回归模型，分别看二者对保守谨慎和创新担责取向应对风格的影响；再将二者的交互项引入回归模型，通过其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来判断调节效应是否显著。在进行全样本分析时，上述关系没有得到数据支持；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