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乡村治理研究回顾与展望／吴易雄

　　发达国家乡村治理的完善与发展，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乡村治理方面的经验和借鉴。对发达国家乡村治理涵盖的要素进行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其主要集中在政府主体与农民主体两个方面。针对政府主体，藤田筑次指出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政府开始关注乡村振兴问题，1961年出台《农业基本法》，将农业政策由增产调整为缩小城乡差距的提升社会福祉政策［6］；速水佑次郎等研究发现，该项措施确实有效解决了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7］。针对农民主体，美国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积极鼓励农民发展有机农业；法国规定乡村规划涉及村镇时，需由当地居民投票决定；德国通过法律明确社区居民有参与规划制订的权利；欧盟还注重激发青年参与农村发展的热情，鼓励他们表达想法、参与决策；美国农业支持政策大幅向农业生产者倾斜，既减轻了有机生产者的经营压力，也降低了常规农业生产者进入有机农业的门槛。针对各要素的协同研究，Fairbank指出英国的乡村发展极为重视环境、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在英国乡村规划与实施的各个阶段都充分发挥了政府、社区、社会组织、村民的多元参与作用。［8］

　　国内关于乡村治理涵盖要素的研究较丰富，主要涉及政府、社会、民众、市场等多个参与主体。针对政府主体，多集中于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角色扮演与治理模式。例如，张加辉分析了福建省树村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情况，提出应巩固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9］；徐明强等以秦巴山区某县的脱贫攻坚研究为例，阐述了基层政府指挥部式的攻坚治理模式，对既有的政府“二元划分”和“转型范式”进行了理论修正［10］；张新文等指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提出应将刚性约束力与软约束力相结合，使地方政府回归环境治理的主导者角色［11］。针对社会主体，多集中于主体与治理的契合性、治理过程的具体探索方面。例如，刘雪梅提出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及促进乡村振兴的适宜模式是以公益组织为主导的社会力量赋能乡村［12］；王三秀等分析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人贫困治理的内在契合性［13］。针对公众主体，主要集中于主体类型对比、治理参与路径、角色发挥机制方面。例如，金太军认为，当前村庄治理中国家、村庄精英和普通村民三重权力互动的核心是村庄精英本身的特质与偏向［14］；陈亮等提出“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与“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是最有效的长期组合，但要注意避免陷入“精英俘获”的治理困境［15］；唐永霞等强调了妇女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性，尤其是贫困地区，妇女是留守主力军，因而要积极引导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16］。针对市场主体，主要集中于主体参与特征、一般逻辑及突破路径等方面。例如，李祖佩以分利秩序划分项目进村治理的类型及逻辑［17］；夏柱智以珠三角地区的农村为研究对象，提出地域特殊路径与地力分配方式催生的土地分利集团和与之匹配的以集体经济发展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模式［18］；史亚荣认为，要重视金融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要完善金融体系与金融基础服务，尤其是要健全信用评级制度、防范金融风险［19］。针对多元要素协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乡村秩序维护与乡村社会发展的要素嵌入机理方面。例如，邹海霞等以桂西北某村征地拆迁矛盾化解为例，提出社会冲突是社会失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