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乡村治理研究回顾与展望／吴易雄

　　三、乡村治理的模式机理

　　多元共治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是乡村治理的指导性理论，国外乡村治理也主要依赖区域多元合作模式与系统治理机制。例如，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东亚造村运动，重环保的德国、荷兰、法国等国家的西欧乡村治理模式，重城乡协调的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北美乡村治理模式，主要是政府、农民协会、乡村精英、普通村民、城市、学校、企业、金融机构等参与主体自上而下或上下结合的作用机制。

　　国内关于乡村治理模式的研究较丰富多样，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人民公社治理模式、“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三治”结合治理模式。例如，邹谠认为人民公社是土改与合作化运动后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基层政权组织，塑造了政治机构的权力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的全能主义治理形态［23］；徐勇认为任何孤立或单项的乡政改革都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效，必须从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角度进行县、乡、村联动性的结构性改革，应当由“乡政村治”模式向“县政、乡派、村治”模式转换［24］；王丽敏认为乡村“三治融合”要以党建的高质量推动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治理的高质量［25］。

　　治理模式运行机制分为压力型体制与运动型治理体制。压力型体制是指一级政治组织将上级下达的目标分解为数量化的任务和物质化的指标体系，层层量化分解，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比较典型的政府间关系有行政发包制、锦标赛制和项目制。运动型体制是由于常规治理机制失败而产生的（暂时）替代机制和纠正机制。部分学者认为此机制是“问题化”的存在，是国家治理资源贫乏和国家基础性权力缺乏的体现。同时，有学者证明了在治理实践中这两种范式的转型。

　　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典型案例的具体分析。例如，朱静辉对浙江中部地区一个村庄中精英与群众的互动关系进行考察，发现村庄上层精英拥有较多的外部资源，可以通过资源输送的方式与村庄内的联结型精英形成共治［26］；郭占锋等提出“政权—村落共同体”模式的精准扶贫乡村共治［27］；赵守超通过分析滨州市郊区某乡村集市的治理经验，提出“权力—资本—生活”三维视角治理模式，即在政府权力制度化建构、集市自身转型升级的资本化建构、空间多元主体的社会化建构三层力量的互动逻辑下，促进乡村集市健康有序发展［28］；吴理财等从乡村文化振兴的视角，提出文化嵌入式治理模式［29］；杜鹃认为乡村体制改革应着眼于乡村治理的整体结构，维系政治逻辑和行政逻辑的双重均衡，优化乡村治理结构［30］；黄君录分析了浙江温岭村民自治的“民主恳谈会”、广东云浮的“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湖北秭归的“村落自治”、四川成都的“村民议事会”四种典型治理模式，并提出协商民主良好运行的保障机制是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31］。

　　四、乡村治理的政策体系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