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培育与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形成——基于韩国新村运动的案例研究／李 博 　　

　　（二）社会资本是多元合作治理新模式形成及其顺利运行的前提

　　福山认为，“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十分重要，但它最重要的影响还不是在经济生活方面，而是在于社会和政治方面”［3］。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给予基层社会与活动的空间，民间的高度信任与合作精神以及合作网络发育、成长打破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使低层的民主治理能够顺利运转。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恰如润滑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所有社会参与网络成员的日常交往及其共同行动须臾也离不开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信任、合作等社会资本可以把个体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构成了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黏合剂。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低成本地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与“公地悲剧”，通过合作走出“囚徒困境”，获得互利合作的价值剩余，有效提升多元主体的协同能力，从而使治理结构能够顺利运转。

　　（三）社会资本的成长有赖于一定的社会自由空间与恰当的政府引导

　　韩国有着悠久的专制主义传统，政府掌控社会的一切方面，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没有自由的运作空间。因而，社会资本的成长需要一个相对不被政府干预与操纵的自由空间，政府收回权力，让出治理空间，让社会决定自身的发展道路，让社会决定与自己利益攸关的事，这样社会的积极性、参与精神、合作与互助精神、社会组织网络等社会资本就会慢慢地演化形成。我们可以说政府归位、社会自主治理空间的形成是社会资本培育发展的必要条件。除了社会自由空间的形成，政府的恰当引导也是社会资本成长的重要条件。社会是一个系统，它总是趋于按照已有的惯性运行，要打破已有的运行秩序，就要给予这个系统一定的冲击。韩国政府正是利用村社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项目，给社会形成了一个公共议题与公共空间。为了调动社会的积极性，政府设立“新乡村运动研修院”，开展“和谐与爱护邻里运动”“社会互助运动”“讲道德守纪律运动”等活动，对社会资本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扶持作用。

　　四、韩国新村运动对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启示

　　中国与韩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其价值观、文化传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中国在社会转型中与当时韩国社会转型中基层社会所面临的矛盾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强国家—弱社会”，社会力量发育不足，社会资本稀缺是二者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因而，在中国社会的基层治理转型中，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抛弃对政府能力的迷信，回避强势他组织的社会管理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以计划经济的方式管理社会的一切，在社会管理中推行单位制，将横向到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