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逻辑生成和探索历程研究／胡晶晶

　　第二个阶段，基于建设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的改造之路。显然，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有着特殊的历史起点，从一开始就将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形态建构的使命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历程紧密联系。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尽快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各个层面。一是全面开展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共识为核心的国民精神培育。这也是确立中国价值以及将政党意识形态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在此目标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全国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化建设，包括确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组织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全国掀起典籍经典化的学习热潮；开展全民唯物主义思想教育和唯心主义批判，尤其注重在文化领域对错误思想进行批判，以使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统治地位；强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使其从民族立场进一步转到人民立场；创建适应国家需要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些举措将马克思主义与国计民生紧密联系，全面占领传统文化脱钩后的话语空间和权力空间。二是面对现代化建设目标，明确了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聚焦“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任务，正式确立了其文化事业单位属性、发展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三是在策略上以文化秩序的规约、党内的整风、社会主义建设精神强化使命意识。这是中国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合力的重要动力。

　　第三个阶段，基于改革目标，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对的最大现实是如何重新认识和解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道路及其优越性、如何“空前团结”以“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率先在思想和文化领域拨乱反正，继续发挥文化独有的建设力和批判力，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事业扫除思想障碍，广泛形成了“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政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共识和价值目标，从而使改革开放的最大活力存续于国人自发的积极性当中；另一方面，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具体培育要求。在此目标下，不仅一改过去“通过群众性的规训、动员和运动来调动政治和社会经济诸领域的各种力量”［3］的社会动员方式，也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