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后人类主义技术观剩余风险的协商化解／腾延娟

　　2.西方对管控有效性的质疑和抗争导致社会权威的衰落。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资本主义运行模式普遍对风险采取一种投机性策略，尽可能地在不确定性前提下减轻资本投入的损失，这也是大多数西方国家不愿意采取社会成本过大的强制隔离管控措施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诸多因素中的主导性因素。在疫情防控中，西方基于政治目的人为放大科学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整个社会对科学权威的轻视导致蔑视理性的反智主义盛行。反智主义的去中心化进一步排斥科技理性，加剧了对科学家群体的政治撕裂，从而在损害科学权威的同时导致了社会权威的衰落。概言之，在后疫情时代，西方的科学理性正在被政治撕裂和消解。

　　（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推动技术乐观主义逐步成为引导性主流意识

　　1.疫情防控的去中心化强化了技术权威。疫情传染的不特定性以及疫情传播的随机性导致在疫情防控中每个人都成为疫情监控的对象，原子态的个体被疫情防控裹挟到社会治理中，并成为治理的主体，强化了社会治理的去中心化理念。有助于个体意愿表达和普遍化监控的技术手段在这种去中心化治理模式下得到了大力推广并获得普遍应用，社会对新科技尤其是信息化网络技术的接受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技术新发展的壁垒在无形中得到消解。随着中国疫情防控成果的显现，科技理性乐观主义开始占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舞台，成为引导社会新发展的理念支撑。

　　2.后人类主义通过技术建构发展的转型加剧。后人类主义主张经济社会发展的重新建构应通过技术的推动来完成，而不是用发展的观念来限制技术的进步。后人类主义技术观将人类传统的向外探求的技术逐渐转为向内改造的技术，这是科学技术方向的根本性改变。新冠肺炎疫情逐步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远程操控系统和快速反馈技术受到青睐，这加速了互联网技术的变革进程。这种技术重构发展的理念在后人类主义技术观推动下逐步成为引导性主流意识。

　　三、后人类主义技术观蕴含的剩余风险

　　剩余风险通常指那些运用了所有的控制和风险管理技术后而留下来的未被管理的风险。后人类主义技术观逐步被各国政府和主流社会所接纳，风险的管控已被纳入政府和社会治理范畴内。但在政府宏观管控之外的剩余风险也应受到高度重视，以免造成人类自身的危机。

　　（一）资本对技术的异化风险

　　技术中立论者认为，技术不应该包含价值判断等主观因素，不管是技术乐观主义者还是技术悲观主义者往往将人类的价值标准强加于技术本身，从而遮蔽了技术自身的中立特征。但从剩余风险理论来看，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导致技术风险客观存在，这种技术风险可能在资本的运作下成为人类危机的导火索。后人类主义的技术观着重于指向人类自身的改造或改变，这种改造或改变，不管是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还是基于一种卑劣的企图，都是对人类自身独特性的改变，都具有风险社会成本和风险社会收益的不可估算性。因此，借助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将不能解决后人类主义技术决策的风险，甚至目前来说，很难有可靠的风险评估工具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在这种缺乏可信赖的评估手段和工具的前提下，政府只有加强对资本异化技术的风险管控，才能降低科技的异化变形。

　　（二）非生物性成分的介入或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