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后人类主义技术观剩余风险的协商化解／腾延娟

　　后人类主义技术观的最大特点就是改变了完全的、自然产生的纯粹物理层面的人类，从基因层面或肌体层面改变人类的自然属性，超越自然因素对人类的限制和束缚，从而产生更完美、更自由的人类主体。人类自然边界的开放带来的不仅仅是自然肌体的改变和改造，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选择法则和人类社会法则。例如，转基因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意味着人类已开始进入到定量的、工程化的设计生命阶段。从某种意义上，后人类主义所推崇并大力发展的是具有颠覆性的技术，而这种颠覆传统规则和价值标准的技术自它诞生之日起在广受关注的同时一直伴随着争议和质疑。科学技术的力量驱走了人类对自然的恐惧，降低了人类生存压力，保障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但从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时空维度来看，人类是不可能舍弃对科学技术的追逐的。即便是科学技术本身蕴含着不确定性风险，最极端的技术悲观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技术对人类的价值和力量，技术是保持社会活力和发展的原始驱动力。概言之，对后人类主义技术观的探讨并不在于否认技术发展的正当性，而在于正视技术的人为不可控性，化解其可能存在的剩余风险。

　　（三）对技术确定性的完全信赖和依赖带来的不确定风险

　　后人类主义者秉持的是一种对技术完全信赖和依赖的乐观主义，即便一些科幻影视作品表达出了对后人类主义技术的悲观情绪，但其仅仅被作为一种警示录式的象征，并没有影响到后人类主义者的乐观情绪。换言之，在后人类主义者看来，技术是中立的、可控的，人类完全能够驾驭技术的不确定性和相应的风险。这种对技术确定性的完全信赖本身就蕴含着风险，因为它忽视了风险本质属性，即不确定的必然存在。

　　四、后人类主义技术观剩余风险协商化解的正当性及其进路

　　（一）协商民主机制化解后人类主义技术观剩余风险的正当性

　　学界一般将西方协商民主划定为三个时代：第一代协商民主论者以尤尔根•哈贝马斯和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第二代协商民主论者以詹姆斯•博曼、艾米•古特曼和丹尼斯•汤普森等为代表；第三代协商民主论者以布鲁斯•阿克曼、詹姆斯•费什金、凯斯•桑斯坦、爱文•欧佛林等为代表。第三代协商民主论者更为强调实证研究对推进协商民主的重要价值。建立在中国传统“和”文化之上的协商民主具有鲜明而独有的特征。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兼具民主与治理的双重功能。［6］协商民主的治理功能不仅仅表现在它是一种平等主体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程序性机制，更重要的意义或价值在于，这种程序性机制的运行使得多元利益主体能够在平等的表达、讨论、说服后达成一个理性的共识，这种共识由于是公意和共意的表达，因此天然地具有了正当性基础，从而使协商民主具有了造法功能，在其不与现行法律法规冲突的情形下，就可以获得一种活法或软法的权威性和共同遵守性。

　　（二）协商民主机制化解后人类主义技术观剩余风险的进路

　　1.借助决策协商民主机制化解资本对技术的异化。传统的主体和客体在技术的推动下从界限分明逐步呈现双向重合的趋势，即呈现出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现代风险社会的行政管理除了面对传统的静态的主体、客体二分的确定性行政，更多地要面向动态的主体、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