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后人类主义技术观剩余风险的协商化解／腾延娟

　　【摘  要】后人类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实践模式正发生从外向型指向自然模式向内在性转向自我模式的现代化转型。西方疫情时代反智主义盛行，对疫情管控有效性的质疑和抗争导致社会权威的衰落，疫情防控的去中心化强化了技术权威。后疫情时代后人类主义技术观逐步成为引导性主流意识并被各国政府和主流社会所接纳。但资本对技术的异化、人类自然属性边界的开放和对技术确定性的完全信赖使后人类主义技术观存在着剩余风险。因此，需要借助决策协商民主机制化解资本对技术的异化、人类边界扩展的剩余风险、技术的信赖危机。

　　【关 键 词】社会管理；后疫情时代；后人类主义；剩余风险；协商民主

　　【作者简介】腾延娟（1972— ），女，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文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法社会学等。

　　20世纪60年代人工智能、生物遗传工程、赛博空间和虚拟技术等打破了人类纯粹自然主体的边界，这种被改造或被进行非生物性植入的人类被称为后人类（Post-Human）；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通常被追溯至1943年至1954年间的梅西会议。［1］李河认为，Human加上Post这个前缀后，学界出现了后人类和后人本两种翻译，前种翻译凸显了人类的“过时”；后种翻译更倾向于表达人类中心论的人本精神或人文精神的“过时”。这两种翻译既有所区别，又高度相关，它们归根结底都是在反映现代技术对人的“替代”。［2］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伊哈布•哈桑认为，后人类主体的出现意味着人的终结，后人类概念的出现为现代社会赋予了科幻现实主义和科幻未来主义的双重色彩。佘正荣将后人类主义定义为通过技术手段逐步改造人类的遗传物质和精神世界，实现人类的人工进化替代自然进化的社会思潮和实验性探索活动。［3］邢冬梅将当下学术界后人类主义概念的使用概括成两种含义：一是指技术哲学层面上的后人类主义反思，二是指一种从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阻抗与适应关系看待科学的新视角。［4］

　　不管是后人类概念的使用，还是后人本理念的表达，都体现了人类社会实践正发生着外向型指向自然本身模式向内在性转向自我模式的转型。技术不仅改变着人类的实践模式，同时也对人类社会的自然观和认识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技术的崇拜和对技术的恐惧交织着影响社会形态，改写人类自身。因此，在后疫情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后现代性反思背景下，重新思考后人类主义科技观的风险并进行相应的预先防控恰当其时，契合生态文明的时代要求。

　　二、后疫情时代技术观呈现的新特点

　　（一）西方后疫情时代反智主义盛行导致科技理性撕裂加剧

　　1.后疫情时代反智主义的技术恐惧呈现出反科学的新特点。1962年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首次提出反智主义概念，将其界定为一种对理智和知识分子的绝对性排斥的态度。［5］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学者创造的仅仅是反智主义名称而不是反智主义思想。现代技术的高度发达导致技术恐惧的蔓延，加剧了人们对知识理性的质疑。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西方社会对戴口罩行为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