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环境下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邓志华 王鑫宇

　　（三）相关分析

　　对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与公司企业家精神（r=0.471，p<0.01）、企业创新绩效（r=0.423，p<0.01）显著正相关，公司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创新绩效（r=0.526，p<0.01）显著正相关，动态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r=0.408，p<0.001）显著正相关。这为假设检验提供了良好条件。

　　（四）聚合分析

　　本研究的变量属于组织层次的变量，均由镶嵌在组织中的部门管理者评价，因此应将部门管理者填答的数据聚合到组织层次。通过考察各变量的组内一致性（Rwg）和组内相关性（ICC1和ICC2）指标来判断是否能够进行有效聚合。统计分析发现，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公司企业家精神、企业创新绩效和动态环境的Rwg值相应为0.76、0.75、0.77、0.75，高于通用的判别值0.70；ICC1的值相应为0.15、0.18、0.17、0.16，超过通用的判别值0.10；ICC2的值分别是0.73、0.72、0.75、0.74，均高于判别值0.70。这表明本研究所涉变量可以有效聚合到组织层面。

　　（五）假设检验

　　1.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M1检验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构建结构方程模型M2检验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构建结构方程模型M3检验公司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如前文所述，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与公司企业家精神、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公司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因此，构建结构方程模型M4检验公司企业家精神的中介作用。

　　M1和M2表明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β=0.396，p＜0.001）和公司企业家精神（β=0.420，p＜0.0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M3说明公司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51，p＜0.001），因此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得到验证。M4引入公司企业家精神后，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公司企业家精神（β=0.303，p＜0.001）、公司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β=0.364，p＜0.001）依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此时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β=0.241，p＜0.001）明显小于没有引入中介变量时M1的影响效应（β=0.396，p＜0.001），这意味着公司企业家精神在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的Sobel检验也表明公司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显著（z=3.276，p＜0.001），故假设4得到支持。

　　2.调节效应检验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不利影响，对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企业创新绩效、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与动态环境的乘积项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采用逐步回归程序进行分析。首先引入企业寿命和规模以及员工性别、年龄、学历等控制变量，其次引入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和动态环境，再次引入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与动态环境的交互项，结果显示：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与动态环境的乘积项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02，p<0.01）。这说明动态环境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