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困境与进路／耿 达 罗 婧

　　

　　二、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基本困境

　　

　　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服务效能低下的核心问题，究其原因，是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着城乡结构断裂、体系行政化、服务内卷化、供给格式化等困境，需要深刻认识、清晰把握。

　　（一）城乡结构断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逐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加速转变。在这一社会转型背景下，“断裂的社会”逐渐产生和形成。［1］社会断裂的一种重要表现在于城乡之间的结构断裂，表征在文化领域，就是农村文化“边缘化”和“空心化”的现象愈加凸显。一方面是农村文化“边缘化”。当前我国文化发展表现出城乡二元发展的格局，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性凸显。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村文化处于“边缘化”境地，投入不足，得不到良好的发展。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文化之间的“数字鸿沟”会日益加剧，农村文化呈现出更加“边缘化”的态势。另一方面是农村文化“空心化”。农村人口外流所形成的“空心化”现象对“农业生产、农村公共服务以及农村社会秩序等产生消极影响，导致农村社会整体性衰落与凋敝”［2］。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大量有知识技能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而造成农村文化的“空心化”，导致农民文化的主体缺失，农民的生活方式趋于原子化状态，公共文化物质空间闲置与精神空间衰落，严重影响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二）体系行政化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建设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采用“自上而下”的服务供给机制，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落实到基层，然后由基层组织机构将其提供给民众。基层组织机构在推进过程中，管理多于服务、输送多于培养，仍是一种科层行政管理，体现出等级性、封闭性和对上负责的运作模式，具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已不适应农民的文化需求变化和乡村振兴的要求。一是行政目标前置于服务目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任务从上到下层层分解，基层政府在履职的过程中，并未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服务职能考核因素，而是将其作为上级交代的行政任务，其完成的指标和任务是组织和个人政绩的组成部分。在这种行政逻辑的牵引之下，经常出现“文化形象工程”“文化面子工程”这些政绩导向下的形式主义工程。基层政府在修建这些文化工程时，并没有将满足民众的文化需求作为首要目标，往往缺少了民众表达和参与环节，提供的公共文化脱离了民众的切实需求，造成公共文化服务悬浮。二是部门功能紊乱。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依赖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推动，一些文化工程和文化服务的推进分别由“条块分割”的行政部门分头实施，存在职能交叉重叠，职能越位、错位、缺位等文化治理问题频出，造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无序进行。三是政府机构运转无效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要依赖于行政部门来推动，这些机构属于行政事业编制，因此，没有竞争压力，缺乏工作动力，服务流于形式，工作效果欠佳，提供的设施与开展的活动呈现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