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治理评价标准的困局与反思／张 婷

　　绩效评价是当前官方和学界对于贫困治理的主要考核和评价方式，主要体现为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一般来说，绩效评价蕴含有两种指标体系：硬指标和软指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思维方式在这里相遇和碰撞。工具理性思维主要运用模型、公式等设置数字指标来衡量和评价贫困治理的效果，这种指标被称为“硬指标”；价值理性思维则倡导通过一定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贫困治理的效果，价值标准往往又被视为“软指标”。目前，关于贫困治理效果现行的以及正在研究和讨论的绩效评价方法，常常以“贫困发生率”“返贫率”“减贫人口”“扶贫资金管理”等指标和数据作为主要依据，即以“硬指标”作为主要评价标准，彰显了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考量，缺少价值理性思维的应用和重视，即未能较好地兼顾“硬指标”与“软指标”。有学者指出，通过分析当前学者和政府建立的贫困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发现当前的指标体系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需要加入更多元、更具体和更多的“软指标”。［1］

　　社会舆论评价是社会成员个体的感知式评价。个体的评价往往十分复杂且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贫困治理的评价也难以跳出既有窠臼。人们对于贫困治理的评价分歧颇多，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贫困治理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有人认为，贫困治理是一种“善”的行为，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上的必要性，对贫困治理这件事情本身持肯定性的态度。有人则主张贫困也是一种权利，贫困治理本无必要。他们认为，贫困是社会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富人有成为富人的理由，穷人也有沦为穷人的原因，并且贫困本身对于社会发展也具有独特的价值，因而从根本上对贫困治理持否定性评价。二是关于治理效果好坏的分歧。对于治理效果好与坏的评价，似乎表现出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有人认为好，有人评价差；受益者持肯定性评价，非受益者持中立或者否定性的态度。有人认为，贫困治理改善了贫困者的生活状态，提升了贫困者的生活质量。有人认为，扶贫事业造成了“越扶越贫”的怪象，破坏了社会团结、培养了懒汉等。但是，对于治理的这种负面结果该归咎于谁，人们似乎没有太多思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贫困治理的评价还较为表面，缺乏对于治理主体责任的界定和区分，评价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精确。三是关于治理好坏评价标准的分歧。有人认为应该依据“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者消费水平”等数字指标，以科学的标准来衡量贫困治理的效果；有人则认为不应只关注数字指标，还应该关注贫困治理的内在公平价值，应以“公平公正”的价值标准作为评价标准。这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思维方式的分歧在个体评价中的反映。人们在对贫困治理进行评价之时，有时会表现出一定的茫然性，即不知选取哪种标准来评价，因而也不知如何来评说。比如，当认为自己似乎“富裕”了，但自我赖以生存的家园环境却被损害了之时，人们往往表现出评价的无措感。这种茫然与无措其实也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思维方式在贫困治理个体评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