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巡视制度的历史嬗变与现实进路／黄志钧 朱忆天

　　第三阶段，长征时期前后巡视制度的调整（1934—1937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直接导致工农红军被动调整军事战略，长征途中紧急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掌舵者”地位，巡视工作的重心随之调整为服务人民军队建设和建立西北苏区革命根据地。1937年，《苏区党代表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要》明确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优化巡视方式，必要时提前征求下级党部关于委派巡视员参与地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一阶段的巡视工作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观能动性，尝试异地交叉沟通形式；巡视员可根据中央精神和各地实际，了解地方生活状况，参与基层武装建设。

　　第四阶段，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巡视制度的转型（1937—1949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党中央以考察团名义加大巡视员派遣力度，重点做好上传下达、基层武装和组织建设。鉴于抗日根据地被封锁，巡视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后暂时中止。综合延安时期党员数量迅速增长、非无产阶级思想滋生等现实因素，党中央决定以整风运动为抓手，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从政党治理视角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工作方针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为深化巡视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党的七大虽然恢复了监察机构，但并未履行选举程序。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工作主要围绕从农村平稳转向城市，实现掌握政权、建设国家的宏伟目标。这一阶段面临民主革命的重要转折，巡视制度建设处于相对被动、停滞不前的发展态势。

　　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起源与探索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思维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新思路。这一时期的巡视工作紧密结合武装斗争实际，在集中统一领导、发展组织力量、保障政令畅通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特别强调的是，党中央注重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巡视制度体系，辅以开展农民运动、工会运动等专项检查。各级党部将民主集中制和基层履职情况作为评判标准，以政治品格为根本准则，注重从以贫农为主的农民骨干和党内重要人物中选拔巡视员。［4］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实践出真知”，这些举措彰显了巡视制度开启探索契合革命需要的规范化建设的新征程，为后续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筑了实践根基。

　　（二）摸索与摇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建设

　　1949年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面谋划建立国家新政权的各类纲领和政策制度，强调要同步推进专项巡视和纪检监察制度建构。“进京赶考”前夕，毛泽东同志做出“两个务必”重要论述，为即将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完善自身建设提供了精神力量和政治遵循，也为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巡视制度建设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