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村干部“国家化”范式的生成、影响与反思、优化／赵 森 张立杰

　　3.培育治理能力、提升整体素质。传统村干部往往具有较强的地方性知识，这种知识形成于熟人社会，但对于当今乡村治理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下派的村干部具有较丰富的专业性知识，比如计算机处理、表格制作、台账技术等，这些技能正是传统村干部所欠缺的。同时，下派的村干部可以从传统村干部那里学习地方性知识，以提升实际问题解决能力和人际矛盾协调能力。因此，地方性知识与专业性知识之间能够形成良好的互补效应与协同效应，促进乡村干部整体性治理能力与治理素质的提升。从各地区乡镇政府下派村干部的实践来看，这些驻村干部往往要经历两个阶段的发展。在前1~2年，下派干部一般任副职，主要是积累基层工作经验，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在后面的3~5年，下派干部会交叉任职，进行治理能力的多方面锻炼，能力突出者转为正职。在此期间，地方性知识与专业性知识相互影响，下派干部的实践能力不断提升，其他村干部的专业性知识也能够得到补充，有利于村干部的整体性成长。

　　（二）村干部“国家化”范式的负面作用

　　在村民自治秩序失衡的情况下，村干部“国家化”范式确实起到了填充、弥补等积极作用。但村民自治从根本上来说属于社会场域，国家权力的参与势必会改变原有治理规则，对村民自治也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1.村干部官僚化。村干部准职业化强调村干部将更多精力投入乡村治理中，虽然职业化并不意味着官僚化，但在一些地区，准职业化的趋势发生了异变，“国家化”范式村干部习得了科层制的弊病，将自身视为国家权力的代理人，而不是农民的代表，这种官僚主义导致村干部产生“唯上”思维，将自身与农民分割。对于乡村治理困境，村干部更多地依赖行政力量解决，完成任务的标准也是上级政府的指示、要求，这就忽略了本应占据主体地位的村民的利益。当上级政府的要求与农民的利益诉求相冲突时，村干部也是以上级政府政策为本，而不是将农民利益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并缺乏对上级政府政策的有效反思。有些“国家化”范式村干部还养成了官僚主义的不良风气，比如，只将监督其他村干部视为自身工作，其他各项事务都交给他人完成，自己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地位。这是对“国家化”范式的严重歪曲，有损政府权威。

　　2.农民参与度降低。在完全村民自治情境下，村干部来自村民，能够与村民保持密切联系。下派的村干部本身就与村民比较生疏，在扭曲思维影响下，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会进一步恶化。一些下派的村干部将自身角色视为一种职业，工作的目的就是获取工资、完成考核、实现晋升，只愿意从事一些事务性工作，在问题调研、联系群众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机会明显减少。村干部为减少工作量不愿开会，使得上级政策无法有效传递给村民，而村民的意见与诉求也无法向上反映，这很容易引发诸多问题。以公共项目建设为例，某村安装了健身器材供村民运动，但选址未征求村民意见，建好后很多村民表示离家太远，不愿去使用，造成了公共资源浪费，也引发了村民对村干部的不满。“国家化”范式的村干部虽然解决了村级组织后继无人的问题，但在很多地区原本的优良传统并未得到承续，而这恰恰是乡村治理中最为需要、最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