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下期
乡村治理中村干部“国家化”范式的生成、影响与反思、优化／赵 森 张立杰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
作者：赵 森 张立杰
日期：2021-05-26 16:32:57
| 。具有较高的辈分或者面子较大的村民往往具有较高的威望，并且被赋予了各种职能，比如调解纠纷、主持活动等，这使其顺理成章地被选举为村干部，实现由社会精英到政治精英的转变。但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乡村社会内生性权威逐渐被削减，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乡村社会文化被改造，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减弱，乡村共同体也面临着解体趋势。在这种状况下，内生性权威的累积途径被割断，社会精英无法产生，也就使得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无所适从。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村社会精英流失。“老人儿童留守”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常态，乡村社会的年轻劳动力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会往大城市发展，年轻劳动力的外流使得乡村组织处于一种后继无人的状态。二是熟人社会向原子化社会的转变。经济发展造成乡村社会内部分层与分化，经济利益逐渐超越传统的辈分和面子。比如，村里的红白喜事原本由德高望重者主持，但农村专业酒家的兴起使得这些社会精英失去了用武之地。目前，人情、面子在乡村社会中的效用已大大衰减，很多情况下，人们会将利益置于面子之上进行决策考量。
（二）新兴治理力量短暂衔接与中途离场
年轻劳动力流失造成乡村社会“中空”，但很快就有一部分力量来填补这一空间，这就是乡村治理中的新兴力量。劳动力外流使得一部分农业土地和资源被闲置，一些未外出务工的人员将这些腾出的资源进行整合与利用，成为乡村社会新兴的中坚力量。这部分村民有较强的动力去维持与发展乡村生产与生活，并且能够借助手中的资源进行公共物品供给，成为村干部的重要后备力量。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村干部的“中农化”，即具有村干部身份的农民兼营经济活动，比如开办副食店、农资店等，且村干部职务等级往往与经济规模正相关。这种模式依然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但伴随着经济转型与发展，这些新兴治理力量也逐渐退出了乡村治理的舞台。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村干部准职业化趋势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村干部准职业化趋势要求村干部实施严格的坐班与考勤制度，有些地区甚至要求村干部全脱产，这就意味着村干部身份与经营者身份之间的不兼容。相比较而言，在依靠经营获得收益的经营者与耗时费心管理村庄各种事务、容易得罪人且工资不高的村干部之间，大部分农民都会选择前者。另一方面，外来企业资本化经营对本地农民经济空间的挤占。在乡村振兴、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很多企业纷纷进入农村进行资本化经营，其中租用土地是规模化生产的基础。因为企业给出的地租要普遍高于本地农民所能提供的地租，所以大多数人会选择将土地转租给企业，未外出务工农民的经济获益空间被压缩。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已无多余精力投入乡村治理中，乡村新兴治理力量逐渐退出村庄治理舞台。
（三）乡村治理转型需求与村干部治理效能失衡
乡村治理呈现出不断转型、不断升级的趋势，新时代村干部要成长为具有稳固群众基础、积极担当、敢于作为的知识性人才，方能担负艰巨的治理任务。农民出身的村干部虽然具有群众基础、人情关系等治理优势，但与新时代村干部应具备的素质与能力要求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首先，资源配置与协调能力缺失。在税费改革之前，村干部的主要任务是“收粮派款”，村干部或者是“老好人”，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