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事件的风险演化机制研究——以M市P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陈 辉 柳泽凡 　　

　　（二）媒体的风险传播和动员

　　敏感群体对于风险的感知和传播并非独立完成，现代传媒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风险感知阶段，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为人们提供相关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弥补大众专业知识的不足，从而打破专家对于技术知识解释权的完全垄断。潜在的问题是，媒体对于环境风险的宣传具有选择性和放大性，金通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媒介风险传播的非正常偏离，容易诱发人们放大风险。［4］

　　（三）地方政府的应对方式

　　地方政府在治理邻避问题时的思路直接决定着邻避事件的发展。在P项目事件中，虽然有关部门针对群众的邻避诉求进行了回应，但是从回应内容及其思路来看，政府有关部门未能从政治高度认识到群众不满情绪背后的社会稳定风险，也未形成应对事件的总体方案，导致回应效果不佳，不能平复群众的抵触心理和反对态度。甚至可以这样理解：正是政府的一些不当应对，变相“激化”和“动员”群众的邻避情绪和行动，最终诱发冲突。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针对群众邻避行动的不恰当应对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科层体制回应群众诉求的能力有限，大量不满和疑虑积压在不同层级，得不到及时回应；二是在群众大规模聚集后，政府缺乏对局势的有效控制，放任了风险进一步积累并最终爆发；三是不考虑邻避行动的特殊性，将其简单理解为其他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并按照常规维稳思路来处理，从而进一步激化群众不满情绪；四是过度反应，一旦遭遇群众聚集反对，就宣布停建项目，不仅使项目陷入“一闹就停”困局，还对其他地区同类项目建设产生不良示范效应。

　　（四）邻避风险的叠加效应

　　在邻避冲突事件发展中，诸多风险因素之间是何种关系，这亦是理解邻避风险演化机制的关键命题。笔者认为：邻避事件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系列前后相续的事件链。相比较而言，事件流可能比事件链更能概括邻避事件的特征。具体说来，事件链强调了不同事件及风险因素之间的强因果关系，类似于一套多米诺骨牌；而事件流则更关注事件及其风险因素的汇集和叠加。

　　纵观P项目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邻避风险的萌发及其最终爆发，涉及多种风险因素的叠加。卷入邻避冲突的民众，并非只是项目所在地的居民，其行为动机并非单纯的保护环境，还包括附近业主对房产的保值需求和环保组织对环境正义、环境权利的价值主张，以及当地其他垃圾焚烧厂附近居民的借题发挥，即期望通过抵制P项目来引发政府对全市垃圾焚烧项目的再论证。冲突爆发当天，聚集群众不仅包括项目所在地居民，还有下班后途经此地驻足观望的附近工厂工人，其虽然并无表达利益诉求的初始动机，但其侧面壮大了邻避行动的声势；也有一些群众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产生冲突并采取打砸烧等过激行为；有人借助社交软件散布谣言，局面进一步恶化并失控。这些风险因素，并非在P项目事件初始阶段就存在，而是伴随不同主体行动而汇集到事件流之中，诸多风险卷入、生成或化合成新的风险，导致事件逐步升级并爆发。

　　四、结语

　　本文以P项目事件为例，基于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在把握事件发展动态过程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邻避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