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经验创新扩散及其哲学路径探索——以“三变”改革为例／黄腾蛟 肖贵秀

　　（二）乡村治理亟须思辨性的升华

　　我国的乡村治理是一个大主题，它不是一次改革或是一次运动就能达到所期望的状态的。“三变”改革固然是一次成功的、颠覆过往制度的大变革运动，但其仍然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缺陷，在乡村经济发展踏上更高一层台阶时，其发展思想却没能紧随步伐。马克思主义倡导人民是真正主导经济发展的历史主体，这一结论是激活中华民族历史灵性的关键所在。因此，无论是在“三变”改革治理经验的扩散中，还是在宏观层面的乡村治理议题下，理性、伦理等具有思辨性的思想注入是不可或缺的。在“三变”改革发源地的六盘水市，专家学者们已然开始关注思想上的升华。目前六盘水市的“三变”改革是资产租赁与股份合作并存，比如从分配看，企业前三年要为入股农民保底分红，三年后再按比例分红。采取这样做法的原因在于，种植等产业一般要三年之后才能有所收益，如果初始就按比例分红，则意味着乡村居民三年内都没有收益，那无疑是在打击农民入股的积极性。

　　因此，我国的乡村治理是任重而道远的，只聚焦对每一次改革运动本身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其在创新扩散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水土不服更值得我们去关注。过去的经验不一定是过时的，梁漱溟以理性思想为核心的“村治哲学”理念便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未来的发展不一定是稳当的，如今六盘水市对“三变”改革进行学理分析，即揭示出变革之后更需要深化思辨性思想在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成效绝不仅是以乡村经济的增长来进行评判的，况且经济的发展也不是由单向生产经营带来收入增长便可实现的。这是一个融合发展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哲学思辨的理性注入，而具有思辨性的经济发展也自然能够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权衡最优的路径。改革的初衷是经济压力推动下的“冲动”爆发，而其扩散后的优化是哲学理性思辨下的“冷静”压制。

　　六、余论与反思

　　“三变”改革在地方上所取得的成功令人瞩目，其成功的路径、方法、结构也拥有着成熟的理论基础和多元的分析视角。但当“三变”改革跳脱出其诞生的环境，演化为一种乡村治理经验并在横纵向上扩散时，其所显露的弊端更值得人们去深思。本文引用哲学的思辨元素，探究类似于“三变”改革般的乡村治理经验在扩散过程中的困境破解路径，注入有思辨性的“经济哲学”，以更加注重乡村环境的因地制宜和对乡村居民个人意愿成本的统筹。当下六盘水市通过对“三变”改革进行学理上的分析以实现思辨性注入，而这一融入新元素的治理经验又会继续向外扩散，乡村治理经验的扩散便应是这样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然而，注入哲学的思辨性元素是为使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和思想升华达到同步的水平，以改善乡村治理经验在扩散过程中对个人意愿的轻视和村民低积极性的现象，但这并不能破解我国科层体制下对动员式治理的习惯性困境。政府偏好采取动员的方式推行改革，不仅会使乡村居民的个人意愿受到轻视，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