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经验创新扩散及其哲学路径探索——以“三变”改革为例／黄腾蛟 肖贵秀

　　五、“三变”改革治理经验扩散优化的哲学路径探索

　　“三变”改革是一次地方上创新性的乡村治理经验，但其在扩散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行为措施存在着潜在的隐患，综观“三变”改革治理经验的扩散过程，不难发现其存在强制性、忽略个人意愿以及反向负收益等问题。实际上，这三方面是目前的扩散路径在乡村居民层面上的积弊表现，预示着“三变”改革需要注入一些思辨性的要素，打破“一锅端”的禁锢思想，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以“经济哲学”的思路助推“三变”改革治理经验的扩散。

　　（一）“村治哲学”视野的再探析

　　“村治哲学”是20世纪20年代由河南村治学院引领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种新思潮，这种新思潮被后人称为“村治学派”。村治学派以梁漱溟和吕振羽为代表，在当时国家建构失败的背景下，他们开辟了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改革的哲学路径，并在之后的数年中形成了独特的乡村建设理论体系。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及之后中国学者发起数次对“村治哲学”建设思想的批判，认为其是服务“地主建设”的改良主义，但在这里笔者不去分析其乡村建设思想的缺陷，而是择选与当下“三变”改革浪潮中相契合的部分来进行哲学视野上的探析。从“村治哲学”的视野来看，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是围绕着理性而展开的，而这理性分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两个方面。［9］其中，在经济方面，“亲戚朋友相互接济、生活上互相体恤”“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解决人与人的问题”等思想论述与“三变”改革的核心内容十分契合。另外，“村治哲学”提倡以社会运动和团体的方式来推行乡村合作经济的发展，政府只是起到间接帮助和不妨碍的作用，这与“三变”改革的最初表现相契合。

　　因此，“三变”改革在源起阶段是符合“村治哲学”所提出的合作经济的特征的，即行为上自发集结、结构上自下而上。“村治哲学”聚焦于从乡约的角度改良乡村的组织建设，而“三变”改革则以“股权制度”这一特殊的“约定”来使乡村聚合形成一个庞大的治理组织，后者是基于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对前者的进化阐释，其核心机理同样是通过既定的规则使各方达成一致的合作意愿。然而，“三变”改革历程中已显露的积弊刚好是与“村治哲学”所述合作经济相悖的部分。“村治哲学”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在其自述中写道：“中国农民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壮大自己的力量，但这不可借助政治力量来推行。”［10］而“三变”改革的治理经验在中央吸纳辐射的扩散过程中，却主要是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来实现的。另外，“村治哲学”认为合作经济的运行特征只能是慢慢地由分散而集合，由下而上，由近而远，自小渐大，自少渐多。换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