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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下期

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制约政府公共决策何以可能——基于权力转移的视角/李占乐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 作者:李占乐 日期:2021-03-01 10:35:51
是权力,表现为一种认知、判断、选择、行动的能力”[2]。这可以称为信息权力论。正如托夫勒所言,在信息社会里,所有的信息和权力并进,且和政治息息相关,随着我们逐渐步入信息政治的时代,这种关系会越来越深。[3]在新媒体环境下,新媒体极大地增强了个体获取信息资源的能力,公众获得了权力转移的利器。新媒体使公众所获得的信息的数量大大增加,质量大为提高。政府机构以往垄断和独占信息的局面不复存在,政府掌握的信息相对减少。这就带来了权力从政府向公众的转移。因而,新媒体具有分散政府的传统权力和赋予社会大众权力的特质,“网络是权力关系剧烈重组的来源,新的传媒系统是权力转移的倍增器”[4]114。具体表现在:第一,新媒体的开放性打破了信息源的垄断,普通公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他们也可以自主生产和传播具体的、现场的信息和个人观点,这种基于社会交往的、个人体验式的信息往往比宏观、抽象、空泛的信息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第二,新媒体让孤立的网民嵌入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促成了信息共享和意义构建。信息的可复制性、可储存性提供了信息扩散和传播的便利;信息的共享性让用户可以相互交流知识和经验,互相启发和补充,创造了新的社会意义和舆论共同体。可见,在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掌握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大为改善。托夫勒认为,暴力、财富和知识是权力的三个最重要的源泉,在信息时代,知识取代武力和财富成为权力最主要的源泉。[5]公众在暴力和财富等传统权力资源上不占优势,但是通过新媒体,在获取和共享知识信息上占有优势。因此,新媒体推动了权力所凭借的资源从暴力、财富等传统权力资源向信息知识的隐蔽转移,进而推动了权力由政府向公众转移。
  四、集体行动论的解释
  权力的另一层含义是人们能够在合作中增进对第三方或者自然界的权力。[6]权力实质上是通过政治合作形成的对对手的压倒性力量,这就是权力的集体行动论。新媒体增强了个体从底层重建社交性结构并构筑集体认同的能力,原子式个体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的方式开展社会协作,形成了有效钳制或颠覆当权者的相对优势。[4]96新媒体提高了公众的组织动员能力,将自身的资源转化为强大的社会行动力量,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并增强了集体行动的力量。在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在权力资源上具有人员和信息的优势,但要使这种优势真正发挥出来,还必须使权力资源有效地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形式和运行体制机制就是权力的结构。新媒体能促进相关公众个体之间的合作,改善公众拥有的权力的结构,从而增大公众的权力,推动权力从政府向公众转移。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新媒体环境下的公众参与主要是一种横向网络。帕特南认为,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具有的特征。这些网络中的一部分主要是横向的,它将拥有同等地位和权力的代理人联结在一起;而其他则主要是纵向的,它将不平等的代理人联系在一个不对称的关系中。[7]新媒体空间的人际互动网络是一种横向网络。新媒体使得社会话题具有高度的可见性,这意味着想法相同的人可以轻易地找到对方,聚集起来,从而使得临时性群体的形成变得容易,极大地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这种横向网络从底层重建了社交性结构,实现了自愿的协调和合作,改变了权力资源的组织形式,实现和增强了集体行
[1][2][3][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