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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下期

中国场景下政治忠诚领导力的内涵与提升探要/沈纬辰 徐春艳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 作者:沈纬辰 徐春艳 日期:2020-11-03 09:20:32
行对政治人物的承诺时,就会存在忠诚度,即使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做出牺牲。例如,即使与自己的理想或利益冲突,会导致人身危险或会对自己所在部门造成负面影响,他们依然会遵循政治人物的指示。因此,Tummers和Knies将政治忠诚领导力定义为上级引导和激励下属根据其政治立场或相关政治人物的命令来做出响应的影响力,即便下属为此要付出高昂的代价。[2]显然,“政治人物”和“代价”是Tummers和Knies的政治忠诚领导力概念的关键词。
  (二)中西方场景差异
  中西方场景存在巨大差异,典型的表现在于制度的差异和文化的差异。西方主张三权分立和轮流执政,所以,西方的政治忠诚对象是孤立的、对立的,政治忠诚的驱动方式是通过制裁、任命和偏好一致性来实现的,总体上是体现了利益交换和自由选择的逻辑。在中国场景下,中国推行政治忠诚领导的制度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党管干部制度。因此,在中国场景下,政治忠诚对象不存在立场上的根本对立,对政治忠诚的理解是忠诚于无产阶级政党、忠诚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忠诚于劳动群众利益、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度统一,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忠诚观。正如辛鸣所言,政治忠诚是忠于信仰、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组织,这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共同体现为忠诚于党。[5]
  西方文化强调自我和理性的追求,而中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追求自我反省和积极入世的态度,追求差序但和谐的社会关系,强调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由于中国人具有强大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规范,所谓忠诚就是忠于内心、忠于他人、忠于国家,驱动方式不仅具有制度保证,更加具有内在的精神动力。在中西方制度和文化差异的背景下,中国的政治忠诚领导力在政治上体现为突出的整体性、在驱动力上体现为突出的内在驱动和外在驱动的多元性、在领导者的界定上体现为集体性。
  (三)中国场景下政治忠诚领导力的概念与内涵
  基于西方政治忠诚领导力的概念内涵和中西方场景差异,本文把中国场景下的政治忠诚领导力修订为领导集体采取一系列培育、引领行为和制度安排,促进公职人员接受、认同和内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忠诚观的能力。政治忠诚领导力具有政治领导力、伦理型领导力和集体领导力的综合属性。
  首先,政治忠诚领导力是一种政治领导力,具有显著的政治立场、政治目标、政治原则、政治文化和政治内容;同时也具有领导力的共性,即具有引导力、号召力、感染力、整合力、影响力等。
  其次,政治忠诚领导力作为一种伦理型领导力,伦理型领导者本身的品质必然影响其领导策略的效果。换言之,如果领导者本身缺乏伦理,就不可能要求下属的行为符合伦理。这是伦理行为由内在驱动而非外在驱动的属性决定的。同时,单纯的“有伦理的人”并不能够让领导者成为伦理型领导,作为一位伦理型领导,“有伦理的人”和“伦理的管理者”两方面必须同时具备,两者缺一不可。因此,政治忠诚领导力既包括领导本身的政治忠诚特征,也包括伦理领导的行为策略。
  再次,政治忠诚领导力还是一种典型的集体领导力,直接上级、单位主要领导、上级主管部门、上级党组织等都对公职人员的政治忠诚负有领导责任。同时,不同的领导所处的位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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