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领导干部腐败生成规律 三个认知误区的探讨——基于对十八大期间125名高级领导腐败案例的分析／金鸿浩 胡 丹

　　再次，在高级领导干部腐败中，滥用职权的隐蔽性较强。许多滥用职权案件采取的是集体决策方式，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例如，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在2004年至2005年担任湖北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期间，以厅党组会议、厅长办公会议集体研究等形式，提议、主导、决定将国家划拨的畜牧科研用地489亩，非法转让给深圳某股份有限公司用于经营性开发，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6.106亿元。

　　目前，与反贪污贿赂的公众认知相比，人们对渎职犯罪的危害性的认知程度相对较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保护的是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法益，受贿罪保护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滥用职权罪保护的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3］。如果仅仅将惩治和预防重点集中在贪污贿赂犯罪上，那么对职务行为的公正性的保护将缺乏有力抓手。因此，建议高度重视滥用职权犯罪，并将其与普法宣传紧密结合。这有利于将滥用职权从“灰色腐败”转变为“黑色腐败”，降低公众的容忍度，进而在群众的积极参与配合下有效解决“为官不为”问题。

　　三、腐败生成阻却的认知误区

　　在公共认知中，对腐败生成阻却的认知存在偏差。有的公众和基层干部认为，“高压反腐”是压缩腐败的生成空间、防止腐败蔓延的最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计，截至2018年8月31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事件24.28万起，处理党员干部33.29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9.44万人，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根据本文的统计，2012年以来，中纪委通报介入调查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平均贪腐潜伏期逐年增长，由2012年调查对象的平均贪腐潜伏期10年，上升为2013年的11.21年、2014年的12.78年、2015年的13.71年、2016年的15.29年、2017年的16.87年，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腐败存量化解工作卓有成效，许多隐藏多年的腐败高官被依法惩处。

　　要认识到“高压反腐”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对于已经严重腐化的干部而言，“高压反腐”的效果并不理想。腐败具有成瘾性、依赖性特征，腐败行为一旦发生，大概率会无法停止，并且或因对高消费模式下的生活方式产生依赖性，或因被利益集团彻底“俘获”，底线可能会越来越低，可能会陷得越来越深。笔者对十八大期间涉案的125名高级领导干部进行分析，发现其中87%的人在十八大召开之后仍不收手，94.3%的人持续贪腐直至案发，被查获前连续3年未继续贪腐的只有5人。笔者对2016年检察机关起诉的8879个贪污贿赂罪案件的分析结果也表明，多次贪腐的人高达72.8%，78%的人在十八大后仍不收手。另一方面，“高压反腐”是以损耗大量资源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