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信访法治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李晓瑜

　　信访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一种通达上下、沟通左右的中枢位置，是民意寒暑表和社会减压器。作为直接民主机制的信访，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民主逻辑，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提高国家治理的运行效率［5］，法治正是保障制度运作的效率性与正当性的基本方式，治国理政必须遵从法治逻辑。信访制度改革的方向不是简单取消这一民主方式，而是在平衡民主与法治张力的基础上，通过信访制度的法治化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全面协调民主与法治的张力，坚持民主与法治两条腿走路，既是信访法治化的关键，也是信访制度改革的难点。

　　（二）信访法治化与国家法治化互嵌

　　信访法治化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从信访制度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出，信访在实践中一直承担着社会治理体系转型所带来的成本与阵痛［6］，它所承载的不是某一局部利益冲突或民生问题，而是带有全局性、系统性、结构性的政治秩序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大背景下，解决信访问题必须重视信访跨部门、跨领域的特性，兼顾政治、行政、法律等多重要素，将信访法治化纳入国家治理法治化这个大制度环境中，在顶层设计上注重与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等领域的协调配合。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信访法治体系的完善是实现信访职能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基础。2005年新修订的《信访条例》出台之前，涉法涉诉信访、群体访一度达到顶峰。随着新《信访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信访事项办理群众满意度评价工作办法》《司法行政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办法》《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关于深入开展律师参与信访工作的意见》等法规的施行和终结信访一票否决、建立信访责任倒查机制，信访法治体系建设逐渐科学完善。但是截至目前，信访立法中行政法规仅占比1%，部门规章占比不足20%，法律规范总体数量少，类型不够全面，程序性立法严重缺位。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信访条例》作为国务院行政法规，其法律强制力难以完全覆盖党委、人大、司法等组织机构，全国人大统一制定的《信访法》亟待出台。

　　（三）信访法治化改革在实践中开拓创新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各地信访部门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枫桥经验”到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信访”，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聚力打造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为信访法治化的深入推进打下扎实的基础。

　　长期以来，信访救济与法律救济形成零和博弈，导致信访资源过度透支，“信访寻租”现象多发，很大原因在于信访“入口”关不严，诉访分离、衔接机制不健全。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重点是推进涉诉涉法信访改革，彻底矫正信访“包治百病”的畸形现象，2014年《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标志着诉访分离改革的正式启动。

　　推动信访制度改革，必须从根源上寻找良方。实践中造成信访压力的两大根源为，一是基层化解矛盾能力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