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合谋腐败的机理与治理路径分析／李芳凡 叶杜诚

　　2.降低腐败成本

　　“合谋腐败通常容易在有着长期关系的腐败主体之间形成，腐败只对那些为了犯罪活动而发展长期关系的人开放。”［3］村干部合谋腐败的收益包括金钱、权力、地位以及心理上的满足，成本包括实施合谋腐败的直接成本和交易成本，还包括成员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举报的风险成本。村干部合谋腐败主体之间相互了解，关系稳定，相互间信息对等程度高，能够提升彼此的信任度，扩大腐败范围，增加腐败机会，从而降低腐败风险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腐败收益。

　　3.增强腐败行为的隐蔽性

　　村干部合谋腐败共同体形成以后，在共同体中会形成一系列的群体规则，群体规则会制约群体成员的行为。腐败群体为掩盖腐败行为，会通过群体规则或利益诱惑向群体成员施压。在强大的群体压力和巨大的利益诱惑下，群体成员难以抵抗，只能屈服于群体规则。村干部掌握村级事务的处理权与村集体财产的管理权，当村干部联合起来实施腐败，并对相关信息进行垄断时，在村干部与村民、村干部与乡镇党委政府之间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等的局面。信息不对等，监督就会失去其效用。监督的失效，为村干部滥用权力和伪造证据创造了空间，增强了腐败的隐蔽性。

　　三、村干部合谋腐败的机理分析

　　（一）村干部合谋团体的形成

　　1.权力观念的异化

　　权力观念异化是村干部腐败的根源。权力观念异化源于两方面，一是人的本性。人都有一种趋利性，都有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一旦人的趋利性超越权力的公共性，对物质的追求超越对道德和法律的遵守，权力就会成为牟利的工具。大多数因腐败而被查处的村干部认为，其作为一名村干部，权力小、地位低，就算腐败也不会查到他们头上。另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人人都贪，我为何不贪”等错误的权力观念使得村干部的腐败动机大大增强。二是社会环境的改变。农村的发展必然会给村干部带来更多的腐败机会，并且随着西方的一些糟粕文化与价值观的渗透和影响，人们对金钱产生崇拜，不关心追求财富的行为是否合理合法，只在乎最终的收益如何。另外，腐败的社会容忍度不断提高，“笑贫不笑贪”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些都为村干部从事腐败活动提供了社会基础。在群体中，每一种情感和行为都具有传染性。村干部群体中有一人开始腐败，其他人必然或多或少会受其“传染”，从而形成集体腐败。

　　2.群体间“官场规则”的影响

　　村干部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只由在村里担任职务的几个人组成，而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也存在着相应的群体规则。群体规则会对群体中的个体进行制约，限制其行为，迫使其服从群体规则。个体之所以会屈服于群体规则，是因为群体压力的存在。个体相对于群体而言，所具有的议价和反抗能力是渺小的，尤其是在群体中，当其他人达成一致意见时，个体的反抗更是如螳臂当车。群体会以腐败行为不会被发现、不会被惩处为诱饵，运用群体压力向具有廉洁自律意识的个体施压，通过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