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农村“两委”人员迁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胡宝华 柴富成

　　（二）社会环境特征分析

　　社会环境包括工作意义、理想工作地、民生工程、教育医疗水平、人才迁入影响、子女就业6个方面。认为工作有意义的人员，“不会迁出”的比例依次升高、“会迁出”的比例依次降低、“不确定”的比例依次降低；认为理想工作地是当地、新疆其他地方、内地的人员，“不会迁出”的比例依次降低、“会迁出”的比例依次升高、“不确定”的比例依次升高；认为当地民生工程非常不好、不好、一般、好、非常好的人员，“不会迁出”的比例依次升高、“会迁出”的比例依次降低、“不确定”的比例依次降低；认为当地教育医疗水平好的人员，“不会迁出”的比例高于认为内地教育医疗水平好的16个百分点、“会迁出”的比例低于认为内地教育医疗水平好的3个百分点、“不确定”的比例低于认为内地教育医疗水平好的13个百分点，说明农村“两委”人员认为当地教育医疗水平高的，居留意愿也高；认为人才迁入没有影响、有影响、不确定的人员，“不会迁出”的比例依次降低、“会迁出”的比例依次降低、不确定的比例依次升高，说明认为人才迁入没有影响的农村“两委”人员居留意愿强烈，而认为人才迁入有影响或影响不确定的农村“两委”人员居留意愿相对弱些；子女在外地就业的人员，“不会迁出”的比例为55%、“会迁出”的比例为10%，这相对于子女在本地就业、待业人员而言，比例较高，而子女在本地就业、待业的人员，迁出意愿“不确定”的比例分别为45%、48%，这相对于子女在外地就业的较高，说明子女在外地就业的农村“两委”人员居留意愿相对较高，子女在当地就业、待业的农村“两委”人员中，迁出意愿“不确定”的人员所占比例相对较高。

　　四、边疆民族地区农村“两委”人员迁出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采用多元Logit回归模型，通过逐步回归法进一步检验发现，个体特征中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的sig值分别为0.447、0.223，对应的贡献容差统计量分别为0.722、0.592，表明个体特征中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没有通过检验，剔除这2个因子。个性特征中的性别、年龄对边疆民族地区农村“两委”人员迁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环境因素中工作意义、理想工作地、民生工程、教育医疗水平、人才迁入影响、子女就业对边疆民族地区农村“两委”人员迁出意愿影响显著，相关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的自变量为年龄，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模型8在模型1的基础上逐步加入工作意义、理想工作地、民生工程、教育医疗水平、人才迁入影响、性别、子女就业7个变量，8个模型整体回归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