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干部容错机制的实践困境与制度构建/朱红涛

　　（二）“励”与“惩”：干部容错与问责的张力

　　干部容错机制实质上是一种干部权力约束机制，是针对干部用权履责的一种评估、监督与应对形式，参照一定的负面清单，瞄准对干部负面行为后果的处理。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干部掌握一定的公共权力，就必然要履行相应的责任。个体在理性上的局限性以及权力的强制性易导致权力的垄断性、扩张性［1］，从而容易为干部运用公共权力失范而诱发负面行为提供空间。因此，需要约束干部权力，让干部合理履责。这种约束既包括事前对干部用权履责意识的引导和教育，也包括事后对干部的责任追究。在现代国家和政党治理框架下，后者被突出。围绕“干部如何负责”的问题，会有两种不同的实践走向：一是干部被问责惩处，意在运用惩戒方式督促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二是干部被免责容错，意在运用激励方式为干部在改革发展中试错提供动力和空间。这两种实践走向指向对干部截然相反的处理态度与方式，会催生对干部激励与惩处的矛盾，导致干部容错与问责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

　　干部容错与问责的张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改革发展要继续深入推进，就要通过容错让干部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闯难关，减小乃至消除干部为改革探索、创新而承受的政治压力和风险，让他们成为改革发展的“闯将”而免于被惩处或从轻处理。这会使一些组织因疏于实施干部问责而为干部闯“红线”、闯“雷区”提供空间，难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会破坏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其次，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就要通过干部问责，严格约束干部行为，加大干部违法违纪、破坏规矩的成本，让他们成为心中有戒的自律者。这会使一些组织因管理“过严”“过死”而束缚干部手脚，削弱他们干事创业的动力和改革创新的活力。再次，干部容错与问责机制的落实，为约束干部认清权力边界、明确行为底线、坚定责任意识、规范行为实践提供了制度规则支撑，但它们对干部的约束过于宽松，可能使干部因放松警惕而选择乱作为；它们对干部的约束过于死板，则可能使干部因压力过大而选择不作为。这些效应在一定范围内叠加，会形成负向合力，加剧相关干部的慵懒、腐败等负面行为后果。因此，有必要在维护党纪国法的基础上，厘清干部容错与问责的边界，明确各自的适用条件，找到它们之间的平衡点，为干部合理用权履责指明方向和提供保障。

　　（三）&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