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共治：抗战时期延安治安治理模式研究／牛风娟 　任士英

　　延安的群众团体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引导，但同时，党、政府、军队也不直接干涉群众团体内部生活。群众团体由群众自愿组成，他们不脱离生产，义务性地参加治安巡逻、值岗放哨、户口清查等治安活动，党和政府虽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对群众团体进行引导，但是不能命令群众团体，代行其职责。因此，群众团体既是群众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也是官民共治的典型场域。

　　（三）积极分子：新政治精英的诞生

　　积极分子是推动政府与民众有效互动的特殊群体，他们来源于群众，是群众身边的能人、标杆和榜样，也是政府表彰的生产能手、锄奸模范、抗敌英雄、优秀标兵等。

　　积极分子是延安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依靠。通常情况下，基层治安员的周围往往团结有数名积极分子，以此结成为一个治安小组。这和以户为单位划分的锄奸小组有所区别。在组建方式上，他们是为了达到参与治安活动的目的而自愿加入小组的，这样形成的小组有核心人员，核心外围有其他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之外有积极群众。这样就形成了以积极分子为点，不断向外扩散，将全体群众在社会关系上紧密联系起来的格局。实际上，在延安，基层社会的关系网络多半是基于熟人关系建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友群，积极分子通过自身关系网对其他人产生动员作用，从而形成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治安团体。这些团体建基于群众原始的团结状态，紧密相联，且不影响群众原本的生产和生活，因而更容易为群众所接受。

　　另外，积极分子成为党的团结对象和干部的重要来源之一。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一直重视发现和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村干部的表现与积极分子的培养也是衡量农村工作状况的主要因素。为鼓励积极分子向党组织靠拢，中国共产党将劳动模范、锄奸英雄等积极分子作为党员培养对象，对工作突出者加以培训后提拔为领导干部；对表现突出、有宣传价值的积极分子给予奖励，以做引导群众的标杆。政府通过树立典型、奖励模范、提拔任用等多种途径来培养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又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影响周围群众，激活农村社会资源，提升群众参与度，拉近政府与群众的距离。

　　中国共产党在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借助于群众组织将基层社会纳入政权运行体系之中。广大农民、商人、小手工业者借助各类群众团体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积极分子在二者之间起到了黏合剂的作用，他们在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实现了基层社会的阶层流动。不难看出，在整个治理体系中，政府处于主导性地位，在充分发挥群众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的同时，政府要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给予必要的把控，以防止盲目的群众运动出现。

　　三、延安治安治理实践的当代启示

　　与抗战时期的延安相比，当代中国的内外环境同样复杂多变，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治安难题更是层出不穷。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组织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程度，推行官民共治是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趋势。

　　（一）节约社会治理成本，推进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