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共治：抗战时期延安治安治理模式研究／牛风娟 　任士英

 　　【摘  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政权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在延安充分动员民众进行治安治理。延安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下的官民共治。政府治安组织、群众团体以及广大民众中的积极分子都是治安治理的主体，且各自有着明确的权责关系。延安治安治理模式的成功对当今的启示是：节约社会治理成本，推进多元治理；弥补制度缺陷，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拓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增进官民互信。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19）12-0084-04

　　有关近代中国社会治理问题的学术研究往往将国家与社会认定为二元分疏的结构体系，假定国家与社会在权力上是此消彼长的两极。目前备受瞩目的“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双轨政治”“经济模型”等解释模式都是基于将国家与社会看作“彼此分殊的领域”这样一种假设。这些分析模型“始终在理论意识和实践操作上存在着西方经验与本土经验的焦灼与矛盾”［1］。也有学者对以上观点提出疑问，认为这种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理论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大一统历史的现实情况，政府与社会（官与民）之间并非对抗性的两极，而是一个有机整体。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治安治理模式典型地诠释了这一情形：政府与民众在整个社会治理的目标上有着高度的利益一致性，二者并非利益对抗的两极，官与民也并非彼此分疏的群体。延安时期在治安管理工作中所形成的“官民共治”模式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