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还是辩护/石香云 郝会欣

　　3.分组回归

　　根据上文分析，研究样本的120家企业中大部分为国有企业，这就激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即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呢？本研究沿着这种思路将120家企业分为两组，即国有企业组和非国有企业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探究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以及调节因素的相关关系，具体分析结果见表3。

　　根据表3的数据，在国有企业组和非国有企业组中，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独立董事比重、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等变量均呈正相关，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受到的内外部监督是不均衡的，因此，社会责任在高管薪酬中的作用以及更容易受到哪一因素的调节都是有区别的。在国有企业组别内，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独立董事比重交互项在5%水平上表现出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2.17；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交互项之间的负相关并不显著，相关系数为-1.36。在非国有企业组别内，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交互项在5%水平上负相关显著，相关系数为-2.03；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独立董事比重交互项之间的负相关并不显著。经过对比分析，在国有企业内，独立董事比重对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的调节作用更强，这是因为国有企业高管压力主要来自内部监督；而在非国有企业内，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对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的关系更具影响力，这是因为非国有企业主要受到来自外部的监督。

　　非国有企业更多地依靠外部投资者来获取更多的资本和资源，此时，外部投资者的评判标准就成为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机构投资者的外部监督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更能够削弱社会责任在高管薪酬中充当辩护工具的作用。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国有企业为政府所有、受政府管理，因此，外部投资者的影响比较弱，内部监督是国有企业高管面临的主要压力。政府为稳定社会和维护公共利益，很有可能将社会责任作为政治任务下派给国有企业，成为高管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社会成员以及国有企业员工的质疑会引发不良的社会舆论与影响，此时社会责任更容易被当作辩护工具。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对120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之间呈正相关，社会责任已成为高管的重要考核指标，高管也会因为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而获得高额薪酬。第二，验证了薪酬辩护假说。根据研究发现，在更多的情况下，社会责任充当了高管薪酬辩护工具，增加了代理成本。第三，企业内部监督（独立董事）和企业外部监督（机构投资者）能够规范和制约高管的辩护行为，降低代理成本，促使高管真正履行社会责任。第四，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压力源有所差异，国有企业更多地受到内部监督，而非国有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