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还是辩护/石香云 郝会欣

　　（二）独立董事比重的调节作用

　　根据现有的研究分析，学术界对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开始阶段，学者们得出的结论是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存在正相关关系，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比如，Hill等人研究发现，社会责任已经演变成高管薪酬的辩护工具，因此也产生了新型的代理成本。中国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比如周晓惠等人也认为中国企业内存在着社会责任薪酬辩护的可能性。［2］为真正弄清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公司治理理论引入独立董事作为研究变量，对社会责任的真正意义进行探究。

　　独立董事指的是独立于其他股东，不在企业担任任何职务，与高管不存在业务联系、专业联系的董事，因此，独立董事的判断是相对客观、公正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重也就显示了董事会的独立程度。随着企业发展与变革，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时就产生了代理成本问题。代理成本理论认为，既要保障企业管理高绩效，又要降低代理成本、防止内部人控制，因此，需要设立独立董事对管理层的经营权、决策权进行监督，减少高管与利益相关者利益不一致问题，从而提升高管行为与企业目标之间的契合性。能够担任独立董事一职的人往往具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除了履行调停和监督职能，还拥有意见披露和建议提出的权利，对企业绩效提升发挥着积极影响。在社会责任正向激励高管薪酬契约时，独立董事的比重越高，越能够提高高管的受监督水平，越能够增加高管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能，越能够促进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社会责任充当高管薪酬辩护工具时，独立董事的介入会起到制约作用，降低社会责任的辩护作用。因此，独立董事比重对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起着调节作用。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a：独立董事比重越高，社会责任在高管薪酬中的激励作用越强；假设2b：独立董事比重越高，社会责任在高管薪酬中的辩护作用越弱。

　　（三）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的调节作用

　　机构投资者指的是进行证券投资行为的机构，既可以是企业法人，又可以是金融机构，甚至可以是政府。机构投资者具有资金量大、信息分析能力强的特征，并且较多地考虑投资风险规避，因此，机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高绩效水平、高治理水平的企业进行投资。机构投资者往往也是具有较大权威的，能够对董事会产生压力，迫使董事会改进企业治理结构，提升企业绩效。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重与企业治理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刘浩等人的研究认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正向影响企业治理结构，比重越高，治理结构也就越完善，其原因是机构投资者作为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同时也是重要的外部监督者，能够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发挥监督作用。［3］具体到薪酬契约方面，在社会责任正向激励高管薪酬契约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能够促进这一效用的发挥，在机构投资者和董事会的双重监督下，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