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补偿回馈机制的利益聚合能效研究/张 瑾 商艺凡

　　目前我国邻避冲突治理中对于补偿回馈机制的社会调节作用认识不足，补偿回馈机制难以在冲突治理中发挥利益聚合能效。这一方面是源于对补偿回馈机制能效的挖掘和研究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补偿回馈机制本身的局限性限制了其协调各方利益作用的发挥。

　　（一）货币补偿机制的激励效应失灵

　　货币补偿是国际上通行的用于平衡邻避设施负外部性造成社区利益受损的经济治理工具，其在物质层面和心理层面都能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但在实践中，货币补偿并不总是能达到安抚居民的效果，常常存在补偿失灵的情况。例如，美国内华达州核废料存储设施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货币补偿没有奏效。调查显示，当地居民并没有因为获得货币补偿而改变对核废料储存设施的支持率。对于货币补偿存在的激励效应失灵问题，学术界存在三种解释，即贿赂效应说、动机挤出效应说及不当交易效应说。［1］在道德层面，如果货币补偿达不到预期效果，居民会产生被贿赂的心理反应，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侵犯，有可能因为心理不适而选择拒绝补偿的行为。在动机层面，补偿改变了居民的决策动机，使其根据健康风险的评估决定是否同意邻避项目建设，大部分人认为货币补偿无法购买他们的健康。在交易层面，随着居民对于身体健康重视程度的提高，涉环境风险类邻避设施被认为对自身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是不能用金钱来置换的，因此，居民认为政府对其人权不够重视，从而有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厌恶甚至反抗情绪。

　　即使货币补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态度，补偿额度的大小也是货币补偿工具运用中的难题。理论上，货币补偿额应与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结果等量，即一方面货币补偿金额应与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在量上一致，另一方面补偿对象范围应与受负外部性影响的社区范围一致。但实际上，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存在不确定风险，有些可以预期，而有些难以预期，因而很难准确计算补偿金额。另外，由于不同区域、不同距离的社区受到的负外部性影响不同，很难测定区域范围内遭受负外部性影响的差异，因而使得补偿存在不公平现象。

　　（二）补偿措施的环境正义困境

　　邻避补偿的实质是通过补偿向社区公众换取影响环境的权利，而外部性成本最小化是邻避设施选址的基本原则，即补偿最少的区域为选址目标地，因此，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或低收入地区意味着补偿成本低、邻避抗争风险小。然而，对邻避风险的规避也会带来环境正义问题，一方面，会由于邻避设施选址倾向于低收入的弱势群体生活区域而带来承受邻避设施污染群体的不公平；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仅以补偿措施换取公众同意，而实际的环保目标被忽视的问题，即邻避补偿目标与公众邻避抗争诉求错位。一场邻避冲突通常存在多种诉求，特别是对于涉及环境污染的邻避冲突来说，环保是重要的诉求目标，而邻避设施建设方的目标是通过补偿换取公众同意，双方目标并不一致，即使通过补偿措施成功推进项目建设，也并不意味着社区的环保诉求得到了满足。例如，我国高雄市的“后劲反五轻”事件，最终是以当地政府和中油承诺拨付15亿新台币回馈金和25年后迁址为条件才得以建设，即以回馈补偿换取影响当地环境的权利。然而，当时在我国高雄后劲地区，项目所在地民众发起环保抗争的目标是要有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