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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下期
国内整体性治理研究述评/刘学平 张文芳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
作者：刘学平 张文芳
日期：2019-02-27 16:45:38
| 政生态—理念—权力—职能机构—手段的改革路径，以整体服务为导向、以宪政为前提规范政府权力关系，以市场和社会为立足点、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培育公民社会。李荣娟结合我国大部制改革实践，提出制度化的四个要点：加大部门间信息协同，建立完善的内联外协治理结构，建立整体性认同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建立整体性监察机制与协调机制。谭学良提出，整体性治理的制度化策略包括重塑信任文化、发挥协同力量的倍增效应、提升合作技能以及健全多重灵活的责任机制。卢守权根据乔·贝恩、谢勒建立的SPC分析范式（结构—行为—绩效理论分析范式），指出组织结构是中国政府模式变革的根本问题，应当以结果导向的目标设置组织结构，优化组织职能；此外，他还引入奥格本提出的文化堕距理论，指出政府治理模式作为一种制度，在引进的过程中存在文化堕距是必然的，因而推进行政文化转型是构建与中国文化相契合的理论制度化的关键。［4］
（四）对整体性治理的质疑与反思
早在2006年，挪威学者Christensen在系统介绍了整体性治理之后，指出整体性治理面临不可知的风险，在实践运用的过程中并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其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管用的万能药。近年，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国内学者也开始反思整体性治理的适用性以及限制条件。总的来说，国内反思存在两种视角，一是针对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二是针对该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研究的不足。
按照彭锦鹏的论述，治理模式的改革建立在网络技术基础之上，应整合单一的政府入口网站。竺乾威认为，要达成完全整合的单一政府入口是相当有难度的，不仅涉及各级政府和单位、机构的整合，还涉及一个国家的人口等问题。韩兆柱通过对新公共管理、无缝隙政府、整体性治理三种范式的比较，指出对整体性治理的质疑主要是因为组织结构合并与边界划分的复杂性，组织职能在整合与分化之间存在冲突，其所倡导的协调使得组织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与高成本。翁士洪指出，整体性治理实践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包括部门利益分配不均、跨部门信息技术的挑战、责任不清、跨部门运作增加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谭学良提出三维要素动量的运作困境：价值文化维度，官僚主义文化增加整合的成本；能力技巧维度，保守落后的心智模式影响合作效度；绩效责任维度，责任承担的分割失衡破坏评估的公平性。胡象明指出，信息技术虽为整体性治理的基础，但是研究者需要明确，科技本身只是一种工具，是在既定的制度安排和价值体系之下实现目标的手段，最大的阻碍则来自政治系统本身的反对。胡佳在探讨跨区域环境污染的治理中指出，已有研究只是笼统提出普适性策略，缺乏结合某项具体区域公共事务提出的针对性建议，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
整体性治理源于西方代议制民主背景，生存的根基是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结构。不同于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的结构。西方公民参与意识高，社会组织发展成熟，公民社会完善，这种彰显公民治理主体地位的理论在我国是否适用？整体性治理本土化何以可能？整体性治理一方面强调组织基础是官僚制，强调政府的元治理地位，另一方面又注重整合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中，理论本身存在矛盾之处。那么，如何实现政府元治理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