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非制度化行为及消解思路探析/魏嘉琪 孟宪平

　　三、党内非制度化行为的现实危害

　　第一，破坏党群关系，动摇党的执政根基。一旦非制度化行为成为党组织运行过程中的常态现象，势必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形成庞大的非制度化群体。而党内非制度化群体主张把金钱、利益摆在首位，不仅不服务于人民群众，而且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弱化干群的感情基础，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侵蚀党的公信力，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使矛盾由局部性扩张为全局性、由非对抗性上升到对抗性层面、由群众同个别党员干部的矛盾激化为群众同执政党的矛盾，煽动并激化社会矛盾。

　　第二，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阻碍党内民主健康发展。在非制度化行为基础上形成的“小圈子”“小集体”以及码头文化、山头主义，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些利益集团，把领导干部个人视为整个党组织，把人身依附当作忠于党，党同伐异，不讲原则，不守纪律，只看感情远近、关系亲疏，政治行为呈现世俗化趋势，民主集中制原则被掏空和虚化，沦为不法分子独断专行、以权谋私的“遮羞布”。与此同时，“圈子”中心的领导干部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必然会青睐圈内人，依靠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进行利益、资源的分配和交换，无原则地保护团伙成员，诱发了公权力的转化和变异。党内一些不愿合流的干部眼看党内政治秩序被破坏却无能为力，投诉途径不畅通，以致对党组织产生悲观失望情绪。这些真正心系党未来发展前途的党员干部反而被排挤、打压，被视为异类。

　　第三，弱化制度的权威作用，加剧党内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当非制度化行为收益高于制度化行为时，一些党员干部便会被利益诱惑，置道德责任于不顾而另外选取自我保全和可获取更多利益的行为模式和准则。以个人为中心的极端主义主张不顾一切地追求自由、权力和利益，将制度视为摆设，当作名义上的东西。当该制度于自身有益时，遂照其执行；当该制度对自身而言无利可寻时，便找各种理由刻意绕开制度。与此同时，这种非制度化行为又具有极高的传递性和传染力，致使非制度化行为主体的周围不断产生效仿者。党组织面对这种多方位、动态的非制度化行为，往往采取运动式治理模式，花费不少精力来处理此类问题。“在反复出现的反抗已被镇压以及冲突已被郁结的时候，从根本上使社会崩溃的主要分裂就最有可能产生”［1］，从而使党的执政效率下降，进一步损害了党厚植于人们认知中的形象，弱化了党的执政权威。

　　第四，非制度化行为侵蚀基本人权，污化社会生态。现代社会，稳定的制度模式需要依照相应规则运行，这些规则体现在人的社会化行为中，有时被约定为一套严格的政治性原则和法律规则，有时则表现为惯例和习俗。在现代社会的环境和条件下，维系个人人格尊严的基本人权规范也蕴含在这些惯例和习俗之中。党内非制度化行为主体为了服膺他们持续的不当利益诉求，便将他们创造和利用的隐性规则深深嵌入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甚至为了满足私欲而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不当的权力运行模式不断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