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治理：公共行政治理模式变迁中的价值整合/宋 君

　　（二）智慧治理的部分实践、理论渊源及相关启示

　　在公共行政治理模式的演进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北欧各国（丹麦、芬兰、瑞典等）的“行政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更加注重管理方式的现代化改革，主张在既存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管理手段、方式和过程的革新。结合对现实的观察，一度倡导新公共管理的美国弱化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新西兰、澳大利亚作为以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公共行政实施替代性改革的当然代表，也都面临与传统决裂的转型风险，而北欧国家倡导的是“行政现代化模式”下对传统公共行政的“嫁接式”、渐进式改革所造就的高水平政府以及相伴而生的社会更加稳定、经济更加繁荣，虽不说“高下已分”，但其中用技术的发展容纳社会治理的价值的确值得深思。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发展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动态化和多样化，新的社会需求催生出以英国政治学家杰索普为代表的“元治理”理论。在对治理模式变迁中一系列“失灵”现象的观察之后，该理论指出“失灵乃是日常生活的属性，且不可避免地充满偶然性”［9］，单纯的各种治理模式都可能面临来自四个方面的困境，即合作与竞争、开放与关闭、政府权能与弹性、责任与效率。因而，“元治理”既充分重视和倡导通过对话、协商、协作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同时又强调政府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协作治理中产生的冲突、博弈面前需要把握平衡，并对信息透明、信息交换以促进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力求实现治理方式设计中的良性“共振”，即强调在政府主导下，通过“治理的治理”确保治理体系和机制中多种价值目标的兼容性。

　　虽然尚不能研判“行政现代化模式”“调控模式”“元治理”就是智慧治理的充分实践和理论渊源，但是其贡献就在于通过技术发展的智慧手段来实现治理对多元价值的包容。

　　（三）形成智慧治理的社会环境

　　社会变迁是智慧治理产生的客观环境，但是智慧治理的有效实践也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政府应该是智慧的政府，公众应该是智慧的人群，并需要夯实智慧赖以存在的技术基础。

　　智慧的政府首先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重，充分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结合信息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的最新进展实现政府整体层面的智能决策、智能管理和智能服务，充分运用电子政务、办公自动化、大数据、云计算等最新科技成果，促进一体化决策、部门协同运作，通过对信息资源的捕捉、分析、整理和挖掘，变被动为主动，为社会公众提供高效精准的服务。智慧的人群应包括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和理性参与意识，同时应了解和掌握信息化、网络化快速发展背景下的智慧技术，提高自身参与、协同的能力素质。另外，所谓信息化社会，应是信息产生价值的社会，因此，要紧跟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智能技术的最新进展，形成智慧治理的技术支撑体系。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寻找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