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治理：公共行政治理模式变迁中的价值整合/宋 君

　　对于哲学“智慧”在治国理政、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指出：“国王和统治者……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作为古代中国哲学辩证法的老子哲学，在关于“智慧”的论述中也指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凸显出矛盾双方的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在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实践中，习近平同志更是强调，只有具备哲学思维、拥有哲学智慧和哲学思想的人，才能把握事物存在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找到治国理政的至善之道，“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8］。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观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而无处不在，事物都是对立与统一的结合体，互相依赖又互相排斥，因为智慧的治理不仅在于客观物质基础上的聪明才智的发挥，更在于对多元价值的包容，特别是对价值多元性与矛盾性的协调和统一。

　　（二）智慧治理的社会环境：分散和多元、流动和交叉、信息化和智能化

　　治理方式变革是社会环境变化的客观要求。现代社会的分散性和多元性表现在社会组织的广泛兴起，即社会公众基于不同特征、需求、爱好乃至规避风险、政治参与的需要形成的群体性、自治性组织。相对于传统社会公共利益需求的整体性、一致性而言，现代社会的利益需求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分散性和多元性的特征，需求结构的分化和差异化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公共事务的流动性和交叉性也不断增强，日益呈现出跨界化、外溢化的特点，在社会领域打破了传统全能政府包揽、垄断一切的局面，在政府领域则打破了等级制、部门化的约束限制。

　　信息化大大推动了信息资源在不同主体之间的传播共享，更突破了时空限制和条块约束，增加了不同主体相互合作的可能性、回应性和可预知性。智能化是信息化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成果，其主要特征是由现代通信与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汇集而成的综合应用，对在社会治理中促进信息共享、制定公共决策、保障部门协同、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智能化的实现主要基于：网络化——在互联网技术框架下，在网络上进行信息的传播、发布和扩散，实现人、地、物、事、组织等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全面共享；互动化——相关主体基于网络进行信息交流，是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