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迁怒”功夫看儒家修身的睿见与盲区/韩中谊

　　从发生“迁怒”的主体看，不仅情绪受到压抑容易产生“迁怒”，受制约少的强势者也会发生“迁怒”，造成更大的伤害性。当强势者对某甲发生强烈愤怒时，虽然惩罚了甲，还觉得不能平复自己的怒气，或者惧怕同党来日报复，于是会施加于与甲关系密切的乙或扩散为甲所在的某一群体和阶层。“焚书坑儒”事件即是显例，帝王真正能够做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左传?文公六年），实属有德。又如汉代酷吏“重文横入为穷怒之所迁及者亦何可胜言，故乃积骸满漂血十里”（《后汉书?酷吏列传》）；再如历史上打着“党禁”旗号，惧怕权力丧失后可能受到报复而斩草除根，使无辜者成为“迁怒”的牺牲品的例子亦不少见。此外，思维习惯和认知的偏谬，也是强者“迁怒”的重要原因。《古列女传?辩通传》载：“郑简公使大夫聘于荆，至于狭路，有一妇人乘车，与大夫遇，毂击而折大夫车轴。大夫怒，执而鞭之。妇人曰：‘君子不迁怒、不贰过，今于狭路之中，妾已极矣。而子大夫之仆不肯少引，是以败子大夫之车，而反执妾，岂不迁怒哉？既不怒仆而反怨妾，岂不贰过哉？’”这一古代交通事故的发生，其主要责任应归于大夫的侍从，但由于侍从与自己亲近，大夫会习惯性地忽视了亲近之人的责任，而把错误归咎于外人。

　　四、现代审视：传承与补充

　　徐复观先生在《孔子德治思想发微》一文中认为，儒家谈到政治问题时，“无不认为政治问题的发生，皆是出在统治者的自身，而不是出在老百姓”［9］186。德治思想的根据就在于，“孔子信任德治必然有‘无为而治’的效果”［9］187，而这种信任的根据，又是“出于对人的信赖，对人性的信赖”［9］187。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治者的模范性，是启发的性格，是统治者自己限制自己权力的性格。所以统治者最大的德，乃在于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这是德治的最大考验”［9］188。借用徐先生的见解，我们可以说，孔子之所以对哀公提出“不迁怒”的要求，就在于认识到了治民者（国君和大臣）的特殊社会地位，他们的“迁怒”对于政治运作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而出于对治民者人性的信赖，孔子期盼治民者能够自我限制权力，严格以政事本身为出发点，秉公行事，而不因一时之怒而伤及无辜。由此推而广之，强者应当树立自我限制权力的观念，让儒家重视文化的力量，希望如此施加影响于强权者，并发展出一套修身功夫，让强者能够保持恻隐之心，不因自己的强权而伤及无辜。历史上有着众多强者迁怒的现象，儒家将之归结为强者本身的责任，归结为强者道德修身的不足。因此，儒家强调具有社会地位的君子节制血气发动的激情，避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