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距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领导行为研究/李 鹏 李文慧

　　4.平息期的传统型领导行为。群众集会的当天午后，启东市政府部门的领导行为发生变化，他们让警方采用强制手段拘留部分过激市民，在市民撤出市政府的办公大楼后封锁周边道路，随后屏蔽整个地区的网络。由于群体性事件具有较高的关联性和涟漪效应，极易引发新一轮的风险，因此在平息期，政府通常具有高度集权的需求和手段，以此保证群体性事件的热度消退及损害补偿等。在强制性手段实施的同时，权力距离相比冲突期增大，在满足了社会各方的核心利益诉求后，重新树立起政府权威和公信力，达到收敛群体性事件的效果，最终平和地解决这一群体性事件。

　　四、结论及启示

　　依据上述对江苏启东“7.28事件”的分析，本文得出了两方面规律性的结论：一是关于权力距离和集权需求两个维度方面。在一定限度内的低权力距离社会中，由于弱势成员对权力需求的不满足状态较低，因此，为弱势成员的参政议政提供有利的背景条件，有利于群体性事件的弱化；而在一定限度内的高集权需求的社会中，由于政府这一领导者的专制领导行为具有快速度、高效率的特征，因此，有利于群体性事件的风险消减和损害补偿。二是关于政府领导行为方面。在一定范围内，传统型的政府领导行为被认为增大了政府和弱势成员间的权力距离，强化了群体性事件的风险，降低了组织绩效；而其他三种政府领导行为分别通过界定弱势成员的身份、满足弱势成员的精神存在感来形成内部激励，提升弱势成员的需求层次，提供资源并帮助他们参与到组织活动中，实现核心的利益诉求，弱化群体性事件的风险，提高组织绩效。这个结论为当前的公共治理、公共参与等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上述的规律性结论都是在一定范围内才能成立的，而本文对于江苏启东“7.28事件”的分析建立在权变思想的基础之上，即在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领导行为需要根据情境的变化，完成与权力距离、集权需求的动态匹配。这四种政府领导行为并不一定都要在群体性事件进程中出现，在合适的情境下，选择合适的领导行为，以达到效果的优化。第一，交易型领导行为通过界定弱势成员参与者的角色，鼓励他们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在需要缩短权力距离、适当放权的起因期，能够帮助弱势成员表达意见，做出另弱势成员满意度高、领导者认为执行效果满意的决策，从源头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第二，精神型领导行为能够在需要相对缩短权力距离、适当权力集中的酝酿期，帮助政府转换思路，采用对弱势成员内部激励的方式提高双方的满意度，促进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案例中的这一政府领导行为的失效在于没有彻底地实行，双方没有就共同的目标达成一致，因此精神型领导还需要关注领导者和弱势成员的共同目标。第三，变革型领导行为在需要相对增加权力距离、适当放权来调整矛盾的冲突期，关注提升弱势成员的需求层次，防止群体性事件激化。第四，传统型领导行为在需要增加权力距离、适当集中权力的平息期，具有效率高、权威强的特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效果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