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距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领导行为研究/李 鹏 李文慧

　　当前中国，尽管不断强调群体性事件的公共参与，但在实际中，地方政府仍是应急管理的核心，承担着重要的领导职能，因此，权力距离视角为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群体性事件中政府行为的思考路径。

　　二、权力距离与政府领导行为

　　权力距离通过影响政府、社会公众、企业等组织成员对权力的认知以及他们的关系，影响组织绩效［3］，甚至是群体性事件的效果。廖建桥等（2010）认为，核心问题是权力距离与政府领导行为的匹配。在群体性事件中，高权力距离可能产生高组织绩效，也可能产生低组织绩效，因为如果社会公众、企业等弱势成员感觉权力极不平等，而政府采取大力放权的领导行为，会由于缺乏过渡让弱势成员无所适从。同样，在低权力距离的情境下，如果社会公众、企业等弱势成员感觉权力相对平等，而政府采取专制的领导行为，那么弱势成员的不平等感会增加，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冲突。

　　为了更好地理解权力距离与政府领导行为的匹配关系，本文将政府领导行为划分为四种类型，如图1所示。一是交易型领导行为，出现在低权力距离、低集权需求的情境下。Judge和Piccolo（2004）认为，政府和弱势成员是通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心理的原因进行价值互换的，双方是自愿的。政府这一领导者在群体性事件中，主要的任务是界定弱势成员的角色，提供资源并帮助弱势成员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二是精神型领导行为，出现在低权力距离、高集权需求的情境下。政府需要在群体性事件中占主导地位，通过加大集权高效地控制溢出的风险，它天然地与具有强烈的参政要求的弱势成员形成对立，可能进一步加剧冲突。Fry等（2003）提出，政府可以通过满足弱势成员出于使命和身份认同的精神存在感，对他们进行内在激励，以竞争、合作、回避等方式满足弱势成员的期望和组织的期望，Cheng等（2002）提倡，让弱势成员感受到自己是组织的内部成员，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三是变革型领导行为，出现在高权力距离、低集权需求情境下。政府通过改变弱势群体的价值信念，提升弱势成员的需求层次［4］，使弱势成员意识到自己在群体性事件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他们对政府应急管理群体性事件建言献策。四是传统型领导行为，出现在高权力距离、高集权需求的情境下。政府在群体性事件的全过程管理中，为规避风险，往往倾向于采取集权专制的领导行为，控制应急资源和弱势成员权力的分配，但存在忽视公平与正义的可能性。

　　根据前人研究，权力距离视角下的领导行为研究集中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缺少中观的研究。宏观上，雷洋等（2016）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权力距离进行对比，探讨了权力距离在行使权力、决策、处理冲突、组织绩效等方面对领导行为的影响，其解释力与适用性均受到限制；微观上，学者们多探讨权力距离与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组织知识共享机制、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员工建言行为［5］等的关系，较为零散且未形成系统。本文将从中观层面，建立较为完整的政府领导行为分析框架，拓展权力距离视角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为政府部门提供有意义的借鉴依据。

　　三、基于江苏启东“7.28事件”的案例讨论

　　根据Fiedler的权变理论，不存在一种在任何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