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距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领导行为研究/李 鹏 李文慧

　　将启东事件的演化过程分为起因、酝酿、冲突、平息四个时期，该事件具体细节及各时期的主要领导行为分析如图2所示。

　　1.起因期的传统型领导行为。早在2008年6月，关于江苏启东市政府引入的日本王子公司造纸项目污染当地环境的社会声音已经出现，其中包括市民在天涯等网络平台上发帖质疑，并向市长信箱致信，希望地方政府能够就王子造纸项目的排海工程做出公开且合理的解释；也有高校等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提出，排海工程将会对江苏省市民生活、本省及周边海域的渔业造成严重影响等。然而，启东市政府并没有重视作为公共事务主要参与者、公共治理主体的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没有与他们进行充分沟通，并于2012年4月成立了南通大型达标排水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领导小组，以保证这一重大环境风险建设项目按部就班进行。在应当缩小权力距离，放权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决策的时期，启东市政府的领导行为反而拉大了权力距离，加剧了社会各方对权力不平等的认知，形成了对政府决策的不公正不合法、排海工程存在严重危害的共识，为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埋下了重大隐患，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

　　2.酝酿期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在启东市政府专制决策下，当地的环保团体从2012年6月开始沿着王子制纸项目的排海管道，加强沿线的街面宣传，主要是在村里与村民们座谈、在城里向晨练的老干部发放广告传单，渐渐大批市民参与到街面宣传，并继续在网上声讨。启东市政府派出代表，针对社会的质疑组织召开由社会各方参与的沟通会。启东市政府意识到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冲突风险，有必要进一步用集权来管控风险，但是在社会公众低权力距离需求下，消减风险的优势路径应当是政府采取配合协商的方式，帮助社会各方尽量充分地表达意见，对他们参政议政的身份予以认同，通过缩小权力距离，让社会各方感受到自己是社会大组织的内部成员，以提升社会各方对问题处理的满意度，实现消减风险的目的。然而，由于集结了政府和社会各方的沟通会没有达成一致共识，政府给社会各方提供了维护核心利益的机会，也充分放权让他们进行街面宣传，但并没有让他们参与到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因此，这种不完全的精神型领导并没有在弱化群体性事件风险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

　　3.冲突期的变革型领导行为。由于政府组织的沟通会并没有实现社会各方的利益诉求，反而拉大了权力距离，加剧了社会各方对权力不平等的认知，因此，2016年7月28日数千名启东市市民于清晨在市政府前广场及附近的道路聚集，出现掀翻汽车、冲进市政府大楼捣毁办公设备等暴力行为，但是启东市政府部门的领导没有下达强硬的行政命令，而是让警方维持现场秩序，避免冲突加剧，并最终向社会承诺永远取消王子制纸排海项目。在冲突处理过程中，启东市政府通过减少继续集权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