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视角下领导者腐败影响因素研究综述/文晓立 陈春花

　　Resick等（2009）探讨了领导者对伦理领导四个不同维度的认同程度与腐败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除了利他主义维度，领导者对诚信、集体动机和激励三个维度的认同程度越低，社会性腐败水平就越高。Naidoo（2012）则针对南非公共部门的腐败现象建议，领导者需要在日常行为和关键决策中表现出伦理领导能力，并通过发出有关道德的强烈信息、建立员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奖惩制度等方式，防止和遏制腐败，促进公共部门的绩效改善。

　　Sharma（2010）以印度一家大型企业的领导者为例，论述了精神领导对腐败的影响。研究者通过深入探讨企业领导者在愿景、利他目标、内在动机、正直、诚实、良心和德行等精神领导各维度方面的具体表现，证明了精神领导对腐败具有显著的防治作用。

　　（四）创新型领导

　　Mantzaris（2016）运用案例分析方法探索了创新型领导与腐败的关系。创新型领导与组织的集体激励直接相关，重视各管理层级中的合作、协调、协同和创意的产生，有助于建立一种集体的反腐败意识，减少腐败的发生。就公共管理部门的领导实践而言，创新型领导应采取集体行动，发动组织成员识别组织中的主要腐败问题并提出解决建议，使下属产生更高层次的动机和承诺、发展和加强与同事的关系、提升创造力，进而从根本上铲除领导者腐败的土壤。

　　五、微观情境与领导者腐败

　　（一）权力因素

　　Ashforth等（2008）认为，从微观视角考察腐败不能仅局限于对个体自身的研究，还应该广泛探求团队和组织情境因素在影响个人腐败行为中的作用。Bendahan等（2015）提出，权力是形成组织层级结构的基础，也是导致腐败最重要的情境因素之一，并以独裁者博弈实验方法验证了权力对腐败的正向影响。该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了领导者拥有权力之后可能会出现无视社会规范、行事不合时宜、自我感觉高人一等、辨别不清对错等情况。另外，权力会使领导者漠视他人或将他人当作达到目标的工具。因此，权力越大，领导者越可能会不顾社会规范来谋取个人利益，越可能产生腐败。来自实验室的数据表明，无论是一次决策或是沿着时间维度的重复选择，领导者获得额外的权力和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之后，都倾向于从权力中获益，甚至违反他们自己所制定的行为规范。

　　（二）人际因素

　　通过社会学习和信息加工过程而形成的榜样作用，会影响个体的反社会和不道德行为。［4］Dimant等（2016）认为，犯罪学里的不同交往理论同样适用于腐败，腐败一般也是在与他人交往中学习和效仿的。

　　Dong等（2012）基于对腐败的经济和行为分析，运用问卷调查等方法，从个体层面探讨了同事和他人的活动与领导者腐败的关系，并提出了条件性腐败概念，即腐败受条件性合作的影响并具有传染性。在人际环境中存在腐败现象的情况下，因为非法交易的道德和经济成本更低，领导者会效仿他人而产生可视为一种合作行为的条件性腐败。

　　Kbis等（2016）则在社会困境理论框架内，通过对腐败行为的预期决策过程分析，对个体腐败和人际腐败进行了区分。人际腐败是指拥有权力的领导者与其他腐败者合作、滥用被授予的权力的行为。在此腐败过程中，领导者必须考虑与腐败同伙的利益冲突。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