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视角下领导者腐败影响因素研究综述/文晓立 陈春花

　　（三）背景差异

　　Tuncdogan等（2017）提出，依照领导特质理论的过程模型，背景特征属于远端变量，通过作用于其他生理和心理特质而对领导行为产生影响。在研究领导者腐败行为的文献中，学者们论证了若干背景特征对腐败行为的影响。如Torgler等（2006）考察了腐败的年龄效应，发现腐败的正当性这一变量水平在年龄较长的群体中显著低于年龄较小的群体。此外，理论上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人往往更支持公民自由和反对政府压制，对国际标准的认识度也更高，因此，对腐败的容忍度会较低。Glaese等（2006）的实证研究发现，较高的教育水平往往与较低的腐败水平相关。Truex（2011）利用尼泊尔的数据分析了这种关系，再次证实了教育程度对腐败的负向影响。

　　三、行为科学对领导者腐败的解释

　　（一）理性选择理论

　　Dimant等（2016）指出，从微观视角来考察腐败需要观察领导者的内心世界，运用行为科学来解释个人内在的积极参与腐败行为的意愿。行为科学对腐败的讨论是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之上的。腐败研究中的理性选择理论源于对偏差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基本假设是：个人在决策过程中总会通过权衡偏差行为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机会成本和被抓或被处罚的风险）来试图使效用最大化。这一理论认为，有两个主要因素会影响腐败行为决策：一是时间分配的机会成本。违法活动会挤占合法活动的时间，因此，机会成本代表从事合法活动而得到的收入的数量。二是风险计算。基于被抓或被处罚的风险的考虑，个体会对某些不太可能被观察和被起诉的行为进行风险评估。

　　Jancsics（2014）认为，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来看，分析腐败常用的委托-代理模型也应纳入理性选择理论框架内。根据委托-代理模型，当一位作为代理人的领导者辜负了委托人或组织的信任，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牺牲委托人或组织的利益时，就会出现腐败行为。由此，有关文献提出，影响个体腐败的主要因素在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和惩罚机制以及价格机制。

　　（二）行为科学原理

　　在微观层面的理性选择分析中，腐败尽管是非法行为，但依然被视为一种严格的市场交易。这种腐败分析模式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密切相关的。但通常情况下，领导者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决策的通盘考虑，而不仅仅止于简单明晰的理性决策。

　　首先，如Dimant等（2016）所述，用纯粹的理性选择方法来研究腐败没有考虑可能会影响效用的道德议题，但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证明，道德与偏差行为是高度相关的。道德不仅在不同社会之间存在差异，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一种情境与另一种情境之间也不同，这些差别在情感等因素被考虑的情况下更为突出。本质上，需要把所有这些方面结合在一起，以一种更为精致的内部视角来考察腐败成因。其次，Barberis（2011）提出，即使是理性的决策者也可能会参与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偏差行为有时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演算，更是一种潜在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关腐败的行为视角研究扩展了所谓经济人的决策空间，将诸如互惠、情感、社会形象等因素纳入整体考虑，对腐败行为的描述也更为真实。再次，Lamb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