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治理方式的协议治理在“一带一路”中的应用/张 婷 王友云

　　其次，“一带一路”协议实施的模式问题。协议的实施一般来说有自行实施、机构实施以及两者混合实施三种模式。“一带一路”协议作为政府间签订的跨域协议，自行实施有一定难度。自行实施又分为自动实施和非自动实施，自动实施一般针对低成本的协议，非自动实施主要针对存在技术困难和执行难度的协议，这部分协议比较多，需要缔约国政府在国内结合国情制定实施细则加以执行。“一带一路”协议应更多地采取机构实施的模式，在协议签订以后，成立各成员国联席会议去推进，成立日常工作小组，或者由某缔约方已存在的机构实施，或者经协商成立专门的协议独立管理机构，这对协议内容的实施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应加快各种形式、各层级的“一带一路”协议实施机构的建设，使协议得到实质性实施。

　　再次，“一带一路”协议实施的约束因素。就自然地理环境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既有有利的地缘优势，也面临一些自然地理环境的约束。从地缘优势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相毗邻，交往频繁，“一带一路”向来是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的主要通道，承载了亚欧非几大文明千百年来交流互通的使命，具有很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和地缘优势。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有些国家区位优势不再明显，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大多属于经济不发达国家；有些国家自然条件比较恶劣，资源禀赋条件差，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破坏等。这些自然地理环境既有促进合作的有利因素，也会使一些国家产生封闭自守、故步自封的思维观念，从而阻碍合作协议的顺利实施。但这些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长期交往而形成的合作、共赢、开放、共享的文化和观念，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累积成重要的社会资本极大地增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和信任，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协议实施的重要社会资本和人文基础。在全球化的今天，以利益为主导的市场化进程迅猛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积的社会资本需要在新的合作条件下发展和创新。

　　（三）“一带一路”协议的争端治理

　　“一带一路”跨域合作协议作为跨国家的主体间协议，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依各国法律签订的法律合同，也有别于依国际法签订的合同，这类协议具有自身特征。其最大的特征是行政性与契约性的混合，很多协议的推动需要签约方国家的政府出面，协议的自我实施能力不足，实际上经历了一种从权力到协议的过程，在签约国权力驱动中体现出权威政策治理和协议治理的融合。这一特征往往使各国间缔约主体签署的协议法律构成要件不足，尤其是核心的责任和纠纷解决要件不足，具有软法性特征，致使出现争端和纠纷时，对效力对象只能是软法性的约束。

　　最为重要的是，我国参与的“一带一路”协议多层化的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