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维权次元破壁的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刘振勇 陆 霞

　　3.现实生活中，信访次元的求解不易，与一些领导干部的价值取向有关，更与信访的临时治理、运动式治理、选择性治理不无关系。“谁拥有国家的立法权或最高权力，谁就应该以既定的，向全国人民公布周知的，经常有效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来实行统治。”［5］既然国家已经颁布了《信访条例》，并且建立了与之相应的常态机制，那就应该以各种措施来保障信访诉求救济渠道的畅通无阻，使群众的信访诉求能够一次反映一次解决。然而，生活中的实际有时候恰恰与人们的良好愿望相反，信访一次反映没有结果，二次反映依然如故，再三反映还是没有肯定的答案，接下来就可能出现信访人与信访相对人彼此失去耐心，激发激化信访乃至衍生恶性信访。“推诿矛盾使得矛盾上升，不当接访使简单信访更为复杂，主管部门不当处理延迟了问题的解决”［6］。面对信访机制中丛生的问题，相关部门不是追根溯源、标本兼治，而是针对原诉求本身进行临时治理、运动式治理、选择性治理，以暂时满足群众的诉求，却对动用大量行政资源的非正常治理未予深究，实际上纵容了信访治理上的不作为、慢作为，宽厚地包容了体制中漠视信访诉求、激发激化次生信访乃至衍生信访的因素。这就很难防止信访次元异变或恶变的再次发生，以致形成了恶性循环。

　　4.“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这种千年感慨在新时期居然衍变成为信访机制内的一种现象，规范易定落实难，即便保障机制通畅的责任制与问责制，在基层一些地方竟然也出现虚置与变异。信访责任制与问责制就是依据《信访条例》规定，对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信访解决上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造成严重而恶劣影响的，依法依规追究行政或法律责任的制度。而为了能够落实信访“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中央建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各地也制定了“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但“令人痛心之处，并非制度与体系的缺失，最令人痛心之处，恰恰是‘有’的东西，在不少时候‘形同虚设’，没能发挥好应有的效力”［7］。一些地方官员不是积极解决群众信访诉求，以回应党和政府对群众诉求的关切，而是采用抑制、限制或消解信访的违规违法之举。显然，信访次元问题的错综复杂，恰恰在于激化信访、恶变信访，而信访责任制和问责制却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遏制与阻燃作用。

　　四、信访次元破壁的路径依赖与范式超越

　　信访是党政联系群众的窗口，也是维护群众合法利益的渠道。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弊，党政义不容辞；关心群众疾苦，化解群众烦恼，党和政府责无旁贷。信访次元聚变必须得到有效的治理，否则必然影响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进而严重消解党政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