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管制抑或协商共治：邻避冲突治理的路径选择/李 巍

　　在协商合作机制模式下，行政机关、利害关系人、专家和普通公众等多元主体都能贡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以此确保邻避风险规制的合法性，从而成为对邻避风险规制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力量。假如各种利益代表和公众参与行政过程，但并没有一种体制性的结构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考虑或回应，那么在逻辑上和现实中，这样的参与都有可能被“符号化”。［3］协商是秩序与权利共同增长的首选路径，公众参与实现自我合法性的核心机制是协商机制。在邻避设施选址决策中，协商式民意调查是一项有效的协商参与方式，从受邻避设施正、负影响的利益群体中随机抽选样本公民，对其进行民意调查，样本公民再参与小组会议，通过举办协商会议将行政机关、项目建设方、专家、利益受损群体、样本公民召集起来，开展面对面协商对话，再一次进行民意调查，使公众能够真正参与决策讨论，保证决策的规范化和透明度，解决政府和公众信息不对称、公众参与缺失的问题。

　　（二）优化行政决策模式

　　管制行政模式更多的是一种秘密性的单方行为，在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中，信息的不对称占有，利益组织化的不均衡，程序公正的缺位，回应和规则机制的虚无，都构成真实、有效民意表达的障碍。为了从源头上化解邻避冲突，就必须改变治理结构，从决策体制、程序上重新进行权力再分配，政府不能再关门决策，要充分吸纳民意，与公众沟通、协商，通过协商和讨论，使决策过程中的社会共识最大化，达致公共利益基础上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共识。只有协商共治模式才能规范、建构现代的公共行政，实现包容最大化。邻避风险涉及多方主体利益，协商作为一个利益协调过程，能在充分尊重和考虑他人的观点与利益的基础上，超越自身的局限，实现偏好的平等转移，促进利益整合，构建互动的官民关系。

　　政府主导的封闭决策模式已经无法解决当前频发的邻避冲突，破除信息不对称、利益分配不均衡问题，需要转变当前单维管制的行政决策模式，由单一的高权行政向多元的协商行政转化。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各主体通过平等的沟通协商，逐步产生相互理解和尊重，达成个人偏好向公共利益转换，优化利益结构，达到利益表达、利益协调与利益实现。协商式决策既强调理性，又强调公众参与，既强调多数原则，又强调保护少数，有助于拓展利益表达渠道，增强决策的合法性、开放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