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性难题及破解思路/丁长艳

　　上述改革性难题造成中央顶层设计的改革理念、改革动员、改革文件，与改革行动变成“两张皮”，不仅效率大幅降低，还可能会造成两重后果：一方面，会让地方干部认为，这一轮改革与过去的改革没有什么不同，属于可执行或可不执行的改革；另一方面，中央改革已经成功地调动起来公众的期望，没有落实的改革比不改革对民意的消耗更大，会降低中央的执政权威。

　　二、改革性难题产生的深层诱因

　　任何一种改革路径都有优缺点。本轮全面深化改革选择自上而下的主动性改革路径，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潜在的制约性。改革的规律与路径共同决定改革的行为逻辑。当前如何通过有序参与的改革行为，形成支持度高的改革心理与改革文化，需要从此轮改革的本质去探讨，寻找推动深化改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深层诱因。

　　（一）基础源是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模糊

　　宏观层面，总目标方向明确。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的行为逻辑看，意识形态层面随着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的收缩与调适过程，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实用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在坚守住改革“底色”的基础上，要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色”。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件清楚，全面深化改革的宏观目标明确，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而治理能力则是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归位、到位”的正常关系形成制度化的合力，现在主要是借助中央层面新成立的各类深改小组统筹与布局，形成第一阶段的突破性改革方案。

　　中观层面，每个领域的目标及其内容模糊。尽管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党建六大领域内，都有改革的远景目标，但每个领域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并不清楚，很难看出单个领域明确要达到的标准，以及该领域和其他领域之间的关联。同时，支持这些目标达成需要的配套条件和操作化标准相对模糊，没有配套相应的机制，这些条件配备不好，会导致改革主体的认知和行动受限，这是一些领域领导干部执行改革不力的外在原因。

　　微观层面，目标一致化与执行差异化的矛盾。单一制的政治体制要求权威性，但因为经济社会的多元化、地域化和多样化，导致改革在各地执行情况千差万别，各地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与方案也并不尽一样。例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在东三省地区首先是要清理“僵尸型国企”，下一步才是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上海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已经做了一段时间。混合所有制改革，用什么形式“混合”，谁“混合”谁，“混合”到什么程度，“混合”成什么形态，哪些主体负责这个方面的改革操作与改革评估，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再如，社会治理领域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关系的改革目标是什么，诸如此类改革的操作性标准模糊，使得不同地区的领导干部难以解决目标、体制与政策上的多重困难。

　　（二）问题源是改革的对象与主体重叠

　　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观念甚至是意识形态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