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性难题及破解思路/丁长艳

　　（二）中期的执行改革出现“中梗阻”

　　此轮改革与20世纪末的改革相比，对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要求更高，同时，此轮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领导干部进行权力规范，因而他们运用政策与经济资源的动力与结构都发生了本质变化，传统的压力型传导机制在改革中的效用不再明显，导致改革压力与任务的传导过程不畅，改革过程出现“两头热、中间冷”“内部热、外部冷”“文件热、行动冷”［2］等负面现象。

　　从不同的主体角度看，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干扰改革决策与执行的次生系统和干扰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动摇或干扰改革顶层设计的上级因素。任何一项政策从出台到基层执行，都需要基层根据实践进行创造性执行。但这种弹性在局部地区和少数领域却走向极端，演变为从中性执行走向变形对抗，不仅地方政府，也包括中央政府层级的少数执行部门，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系统的管理层。在现有约束下，党内巡视和行政系统的督查组就是过程干预中强化控制的短暂而有效的应急方式。第二，延缓或阻挠改革决策执行的中级因素。一些执行中间层不主动研究改革问题，而是将矛盾上交、责任下移，一些部门不主动配合改革，甚至袖手旁观、推诿扯皮。第三，变通或变向改革执行落实的基层因素。不同层级和不同领域内的执行主体受思想、行动等因素影响，既有主观上的有意变通执行，也有认识能力有限、执行资源和条件有限等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第四，蔓延或衍生出改革的群体性盲动。改革需要锐气，但又要避免莽撞。这种情形虽还没有大规模出现，但随着改革实践到了关键的落实期，这一个问题需要及时地预防避免，尤其要注意新出现的更深层次的“借改革之名，行确权之实；假改革之形，采利益之果”的倾向。

　　（三）后期的改革目标与成效出现“鸿沟”

　　改革是一个权力和利益重新博弈和分配的复杂过程，即使有很好的决策方案，如果缺乏执行层的有效配合，或是执行层对改革意图理解偏差，就无法形成改革的合力，导致改革的目标与成效间的现实“鸿沟”凸显。

　　从改革的整体看，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全、深、合”的多维需求，既要从顶层设计方面注重全方位的统筹，又要改革执行中各领域系统推进，更要从结果上形成改革的制度合力。也就是说，不仅要触动和改变现有利益格局的“基本盘”，更要从破局中布局，再深入更高层次的制度结构的优化和制度文明的升华，因而对各级领导干部与党员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从改革的过程看，学习理解上，“一知半解、断章取义、生搬硬套”的“无意过失”会导致改革变形；实践行动中，“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选择性执行会导致改革变相；贯彻落实上，并非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够正确理解和落实改革，难以均衡厘清整体政策与具体政策间关系，把握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调整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规划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