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在简政放权中突破“公共悖论”的路径探究/林佳欣 李世友

　　2.地方政府放权落实不到位。简政放权始终贯穿于政府的整个施政过程，并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重要突破口。据统计，政府在2013和2014年已经取消和下放的审批项目超过700项，2015年又明确提出再取消200项，改革力度逐年增加。然而，放权过程中也存在落实不到位的情形，有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放责不放权等现象。地方政府在将权力下放的实践中，某些审批权虽在名义上取消了，但又以备案的名目出现；也有的地方政府将取消的审批权限交给行业协会承担，此类情形实则属于明放暗不放。地方政府将含金量高的审批权紧握手中，均是为维护留住审批权所设置的利益壁垒，致使改革阻力加大，改革的红利被蚕食。另外，政府行政审批权的寻租空间有待进一步压缩。地方政府所掌握的大量审批权限，需要向公民和企业收取一定费用，从短期来看，政府能从中获取部分服务收益，增加政府收入，但从长远来说，繁多的审批权会增加企业和公民的成本，不利于市场活力的进一步迸发。［3］

　　3.地方政府的审批流程过于烦琐，不合理的审批事项给人民群众添堵。从公共行政的价值角度来说，公共性的政府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政府的所有行政行为必须以人的发展为目标，关注和实现公民的切身利益。因为政府的权力本质上是由人民赋予的，公众是权力的实际拥有者，而政府则是权力的执行者，简政放权的实质即让权力回归于民。在政府审批改革的实践活动中，却存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政府公共性等价值追求受到冷落和被忽视的情况。例如，网上热议的各类匪夷所思的奇葩证明，其背后反映的事实不仅仅是审批项目过滥、流程不规范的状况，更多的是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缺乏共享机制、职责划分不够明确等深刻问题，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并没有承担起解决公民切身问题的责任。

　　二、地方政府陷入“公共悖论”怪圈的原因探析

　　从地方政府在简政放权中的实践表现可以看出，政府实践活动的实然状况往往难以符合公民的应然期待，骨感的现实状况无法满足公民对政府的殷切期待和公共价值要求。因此，需要对地方政府陷入“公共悖论”怪圈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思考，从而提出重新塑造政府公共性的路径，突破“公共悖论”的怪圈。

　　1.公共行政自身所包含的逻辑悖论是“公共悖论”的理论成因。从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特点和表现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管理效率高度青睐，其管理模式的技术理性特征较为明显，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性价值却落入被忽视甚至漠视的窠臼之中。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便是公共行政自诞生之日起便存在的逻辑困境。沃尔多在《什么是公共行政学》中提出了三个至今为止发人深省的问题：什么是“公共”行政？“公共”这一修饰词表示什么特征？公共行政怎样区别于一般行政，种怎样区别于属？他强调政府的本质属性即为公共性，它必须是“公共的”，要服务于全体公民和促成公共利益的实现；同时它又是“行政的”，要遵循技术主义路线以建立起去政治化的行政体系。作为公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