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导式“联合生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一个逻辑转换/蒋 源

　　作为传统公共服务消费者的社会成员，通过自我服务与邻里互助的方式，成为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方的有力补充。社会成员个人参与公共服务具备其他组织所不具备的快捷性与易于接触服务对象等特征，成为“联合生产”网络中最灵活的要素。此外，社区居民参与公共服务供给过程，有助于培育发展互帮互助、诚信关爱等社会美德，对于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责任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接受服务的老人不仅是某一项养老服务的消费者，还是其他市场服务、社会服务的潜在消费对象。通过老人—老人、老人—家庭、家庭—社区等“涟漪效应”，扩大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有助于其业务的扩大，进而实现其管理服务水平的再提升。通过民间口口相传的方式，为企业打造免费的广告，以福利效应推动市场效应，再在市场效益提升中继续提高服务质量，实现良性循环。

　　虽然在居家养老服务创新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已经开始转变服务思维，有意识地打破政府包办的传统供给逻辑，但从当前的实践情况来看，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服务的“联合生产”仍然面临着较大的阻碍。一方面，从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况来看，市场和社会的服务能力及水平仍需要提升。另外，计划经济时期所遗存的权威依附心理惯性，使得社会成员对服务提供依然习惯于等、靠、要，公众参与多样化服务提供仍然受到较大限制。另一方面，政府对于市场和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服务生产仍然是小心翼翼，尤其是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社会自主力量，仍然保有较深的警惕和怀疑心理。

　　为缓和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发育程度不足之间的矛盾，思明区政府的主要思路是，采取政府规制、提升帮扶力度等手段，在加强服务标准、准入退出和回访等机制建设的同时，以政府出资搭台的形式，引导和培育社会自主服务意识，扶助能力建设。比如，在社会志愿服务方面，思明区设立了两个较大的服务站，鼓励社区工作人员考取专业社工。再如，与厦门大学社会工作系“温馨夕阳”社工服务机构建立联系，鼓励学生到社区提供较为专业的服务。思明区正在考虑逐步将社工队伍的建设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以壮大社工服务队伍，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四、辅导式“联合生产”：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中国特殊性

　　（一）中国式“联合生产”的双重任务

　　与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服务“联合生产”所不同的是，中国的“联合生产”实践需要同时推进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深化政府职责调整，二是引导与培育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生产活动。为了缩短这两项任务的时间进程，一些地方尝试将扩大社会参与纳入政府职能转变的整体过程中，以政府主动转移出公共服务生产职能，为市场、社会组织及个人释放发展空间；再通过有意识地支持与培育社会自主力量，倒逼政府职责的进一步深化调整，形成良性互促机制。在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服务生产环节之前，政府在主动承担公共服务的规划、组织、制度设计等供应职能基础上，为社会组织及个体自主服务意识和能力的提升，提供必要的培训机会、资金、技术、信息等支持，再通过必要的规制手段和辅导工具，形成“联合生产”的良性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