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经验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用发挥的鉴示/莫神星 张 平

　　美国是智库起源最早、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智库起源于20世纪初，至今已经历起步、兴起、崛起、壮大四个发展阶段。最近几十年，美国州一级的智库也不断涌现。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显示，美国智库数量最多。从综合影响力角度看，全球前100名顶级智库中，中国智库仅占6个，美国智库则独揽了全球前10中的6席。［2］智库在美国政策过程中处于枢纽或核心地位，被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或“第五种权力”。美国的智库已经成为主导世界思想市场竞争的核心主体。从研究主体看，近年，美国智库已经突破了纯粹由智库学者参与的状况，日益走向国际化。美国智库机构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运作机制并成为全球最为发达的思想孕育市场。

　　（二）美国智库以进行政策设计、提供政策方案为己任

　　智库提供稳妥议案，影响政府决策。智库应当根据决策者的意图和要求，提供全盘性的政策设计方案，使国家资源能进行有效配置，充当决策者的“外脑”。大型智库经费充裕、资源丰富，能够对范围广泛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问题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对决策者的影响力也比较大；小型智库资金有限，资源不足，往往只能专注于公共政策的某一领域或者某一特定方面。创新力是知识社会的灵魂。美国智库总是站在公共政策制定的最前沿，政府决策依靠来自智库的建议。

　　（三）美国智库以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和归宿

　　智库机构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外脑”作用，就需要在保持与政府决策机构畅通沟通的同时，精准定位自身的学术政策研究立场。在美国如此发达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智库也都有自己固定的党派立场。在美国，智库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界限是比较难划分的，双方都以最终影响政府决策为目的，但两者不同的是，智库不代表某一特定选民说话。在美国，智库机构中有的很清楚地为某一种意识形态服务，但这并不等同于倾向于某一政党。比如，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南海问题、“重返亚太”、实现“战略再平衡”政策等，关于“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中将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什么挑战”等研究中国的经济和安全问题而做出的政策建议等，都是以维护和促进其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和归宿的。

　　（四）美国智库在重大公共决策和政策制定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美国智库在国内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国际事务中日益彰显出其独特的地位和重要作用。美国智库在重大公共决策和政策制定、评估、调整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例如，美国公共决策过程的一般顺序是：智库—媒体—国会—政府—政策出台。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智库往往起着决策源头的政策倡议和舆论引导的作用，以促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开放化。兰德公司自1946年成立以来便与美国军方合作，为五角大楼提供数据分析及军情报告，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战略研究机构。奥巴马政府操作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就是由布鲁金斯学会直接送交的。

　　（五）美国智库形成管理科学、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为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