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贫困治理与民族地区农村人的全面发展探讨/甘灿业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作者：甘灿业日期：2017-08-01 18:43:16

口获取收入的能力，还会导致贫困人口可行能力的弱化，进而陷入“贫伴着病，病伴着贫，贫病交加”的贫困循环怪圈。截至目前，我国西部农村地区的因病致贫率为65.4%，明显要高于全国42.4%的平均水平。因病致贫户中患重大疾病的占38%，其中有些村子比例高达100%。在因病致贫户中，慢性病的比例最高，占57%；患危重病的占18%；地方病和意外伤害比例较低，分别为7%和6%；患其他类型疾病的占17%。危重病占比最高的是云南，为32%；地方病占比最高的是甘肃，占47%。［9］同时，健康风险对家庭的冲击可持续大约15年，而该冲击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所持续的影响更为深远。虽然，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缓解了部分农民因病致贫或返贫的状况，但由于各地目前的起付线还比较高，极易将一部分需要报销的群体挡在这一门槛之外，加之报销比例整体较低，报销封顶线也比较低，导致该制度对贫困家庭所起到的减贫作用较弱。［10］可以说，农村贫困人口的健康生存能力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认知能力的贫困

　　阿马蒂亚?森将权利的内涵从一个人法定的所有权拓展至在一些社会关系中被认可的合法性的宽泛行使中，而非仅在法庭上已确认的法定权利。这种扩展权利包括更多的是非正式类别的、通过被接受的合法性概念得到认可的权利。这一合法性被接受的权利即使不是一种在法庭上可能得到支持或者通过政府权力能够得以实施的要求，但这类得到社会认可的权利，对决定一个家庭中不同成员所能获得的食物、健康、卫生保健或其他商品的数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6］11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宗教信仰的集中地，宗教文化和民族本身所特有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而这种特有的文化信仰作为一种人口所特有的扩展权利，将会长期存在，并通过人的精神信念和社会活动等方式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宗教教义所推崇的一些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将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人口的社会认知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能力的贫困

　　新中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地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形态的变迁，少数民族地区在完成了社会制度转变后，并没有从根本上对以传统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转型升级，社会经济的农业特征并没有改变，造成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极度不匹配的现实困境。加之，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人口的民族习俗，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仍然沿袭着听天由命的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在缺乏外力嵌入的条件下难以打破长期形成的贫困状态，使得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生产关系难以得到生产力的有效支撑。生产方式落后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显著的外在特征，致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陷入广种薄收、单一经营、粗放管理、靠天吃饭的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同时，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人口比例较高，贫困人口多，而城市化水平低。对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居民来说，个人所拥有的唯一固定（重要）的财产，就是他们自身的劳动能力。而一旦无法获得劳动机会，那么获取食物的手段就失去了，就容易陷入贫困的危机。而如果政府没有提供相关的社会保障措施，那么这些因工作权利被剥夺而陷入贫困的人将无法获得生存手段。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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